Book Review: A City Mismanaged: 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失治之城-掙扎求存的香港 Leo F. Goodstadt 顧汝德

Updated: Jun 5

In Memory of Leo F. Goodstadt (1938-2020)

FILE PHOTO: Slum area ©WiX
FILE PHOTO: Slum area ©WiX

Author: Leo F. Goodstadt / 顧汝德

English: A City Mismanaged: 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

ISBN:978-988-8455-98-0 (978-988-8528-49-3)

Chinese: 失治之城-掙扎求存的香港;

管治之失:香港奮力求存

ISBN:9789888599042



Good governance should be about caring for the people who need the government most.
Chief Executives did not listen to the adverse comments made by former premier Wen Jiabao o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ublic's social rights were being denied. (1)
- Leo F. Goodstadt

序論 A Common Pattern of Weak Government Over The Last 24 Years


到了2021年,中央和港府終於消滅了反對派,壓制了反對派媒體之後,既有的香港社會問題都依然如故,甚至惡化了,因此務實地解決社會問題才是真正的政治工作。什麼是香港的社會問題?反中反共的民怨來源何在?所謂建制的本質是什麼?何謂深層次矛盾?簡言之,社會民生問題及其苦況的存在就是港府廢官違背基本法的鐵證與結局。這才是所謂深層次矛盾此一概念的真正內涵和理解, 以及盲點。具體問題的具體研究同時會揭露真正的反中亂港勢力是什麼。顧汝德極力避免了藍黃之爭的陷阱,而專注和分析具體的,特定的社會問題本身。這才是不斷搬出藍黃政治舞台秀的統治階級所不希望的,真正的研究態度。這點正是讀取本書後讀者最應該學到的東西。


在此,最重要的是理解港府廢官,建制派及其媒體如何欺騙市民。


香港最優秀理論家顧汝德的遺作乃全面分析香港社會矛盾(社會問題)以及中港矛盾的最高傑作!自從2017年以來,在我所閱讀的所有香港本土文章和書籍中,沒有比顧汝德更高,更透徹,更科學,更富於思想深度,廣度,知性和良心的論者。我最推舉他。無庸置疑,他就是位香港最佳的社會評論者。不管是什麼國籍,地位,語言和種族,我都至今找不到比顧汝德更優秀的本土書籍和文章。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全面性的論點絕對不能夠被簡單歸類為藍黃任何陣營。他支持基本法,也不否定中央和港府的憲制,也不政治否定反對勢力的意義,一律避免政治批鬥,而對社會矛盾進行了具體分析和建設性批判,他的焦點始終瞄準在具體的社會問題層面,而非不同個別顏色的政客政黨之間的無聊摔跤。目前香港論壇需要的是如同顧汝德的全面性觀點和顧及基層民生的真正愛港立場。


無庸置疑,英國政治經濟學家,前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英國人,已故顧汝德(Leo F. Goodstadt; 1938-2020)是筆者最尊敬的,最重要的香港理論家。作為前港英官僚,他的批判觀點並非被拘束於反共冷戰思維及其政治批鬥的篤灰文化。從他的著作中,我們特別學得到以下觀點:


面對社會,重要的不是政治正確性,所謂政治顏色,即政治立場,而是實實在在地正確認識和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同樣,學者和媒體需要的也不是政治正確性,即特定黨派勢力的敘事,而是忠實地撰寫和報導事實。同時,顧慮到勞動者階級的階級利益是良心。

本書引言已濃縮和概括了整本書的內容。作者提出的論點獨特,如土地/樓宇供應不足與危樓的關係緊縮政策與欠執法的關係本港壟斷資本與內地地方保護主義的關係貧富差距與基本法社會福利權的關係學位與副學位的關係,以及本港官商勾結與中央政府的關係等等。顧汝德既有系統,又有全方位思考地論述了香港社會問題。當我們閱讀看似互不相關的新聞時提供了線索及整體觀點。顧汝德與欠缺綜合思維的一般香港媒體人士形成鮮明對比。


誠然,香港司法仍然屬於英國的司法系統及判例香港金融則屬美國的金融體系。香港並沒有去殖民地化。雖然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1950年代擔當了中國大陸突破美國禁運的對外窗口,以及海外人民幣結算中心。從1979年改革開放(1978年仍屬於毛澤東時代)起,香港成了中國的最大海外資金來源。這是它的輝煌的過去。


為東方日報撰寫專欄的屯門珠海學院陳文鴻教授最近特別指摘和補充了這個論點:


回歸後,香港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可是《基本法》作了不少妥協,殖民地的體制不少因素還繼續保留。香港實行普通法,卻沒有採用其他前英國殖民地的改革,例如新加坡。


普通法仍以英國案例為主,也不試圖與內地大陸法銜接。香港終審權從英國轉移香港,美其名是香港自治,卻因司法不獨立,致英國法官、英國體制仍在干預,中國只能用人大釋法來抵禦。但司法制度重用英籍法官、法律人才,包括教育培訓,都還是英國勢力在主宰。


司法和法律體系缺乏香港自治,變成英國勢力在自治。今次大律師公會主席選上英國自由民主黨成員,英國現任地方議員更明顯突出香港律師體系裏的英國力量。且再不是由英籍華人作為代理,中英關係惡化,英國人要赤膊上陣了。


香港管治,司法體系是關鍵。可政府內外,還是英國人掌控的體制,單憑人大釋法的最後把關,即使加上國安法,仍有着眾多的漏洞,未必足以保障國家安全,香港的法治。且法律界的教育還是牢牢掌握在英國勢力手裏,怎樣防止司法體系的新殖民主義的侵害呢?


司法以外,香港最關鍵的產業部門是金融。金管局受制於美國,證券部門近年的改革是排斥本地中小企業,促成美國為首的跨國金融集團進行壟斷。金融教育也全然是美國一套,少有反思與監控,金融科技創新實質上加強美國的集中壟斷,竟成政府發展重心。即使近年中資上市回歸,中資參與增加,它們的從業人經驗、取向還是美國一套,沒有中國金融與經濟安全的考慮。香港金融中心用的錢是中國內地的錢,左右管理的卻是美國體系。最近連聯交所總裁也要用美國投行的高管,美國人也直接介入,香港金融怎樣可以本地化、中國化呢? (2)


顧汝德概括性地對比了影響香港經濟基礎的回歸以來的主要社會事件(負面)以及香港的主要經濟地位(正面):


管治香港理應不難。這一批市民都是理想的公民,他們在1997年至2017年間經歷一系列意想不到兼具災難性的威脅: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及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嘯,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爆發,2007年在廣東省雇用上千萬工人的港資廠商撤走,還有2012年起因政治議題帶來的不滿情緒以及大型公眾示威


即使有上述不利因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生意仍穩步上揚。在2000年至2015年間,中國大陸從香港接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價值約7,000億美元,幾乎佔全港總資金流入的一半。同時間,香港擁有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流動資金池,是人民幣交易,結算,融資和資產管理中心,並處理全國七成半全球離岸人民幣交易。 (3)


此外,本港最為對美從屬的金融體系核心乃港美聯繫匯率制度,它幾乎是固定匯率制度,而非台日採取的變動匯率制度。內地官僚和內地人普遍無知或誤解或漠視的香港金融貨幣政策的政治本質如下:


1,港幣與美元匯率在固定浮動範圍內掛勾。排除曖昧性,即純然的固定匯率制度

2,香港金融政策跟隨美國,與美國統一。即香港的金融政策以美國金融政策為準。

3,港幣利率走勢緊隨美國利率走勢。換言之,港幣相當於美元,美元的化身。


實際上,香港的金融系統屬於美國國內的金融系統。盲撐美國金融系統的‘愛國愛港’勢力及其廢官極為可笑,在此暴露他們的本色, 因此美國制裁香港金融的確是自殺行為,不是因為香港金融體系是對美獨立的,而是美國已擁有和徹底滲透香港的金融系統,在此領域根本沒有必要制裁。


本地傳媒今早引述「金管局消息人士」指,聯緊匯率制度在1983年實施,比1992年更早,並不存在需要美國方面批准的問題。


至於美國是否有能力阻止金管局將港元掛鈎到美元,有業內人士表示,過去多是本國禁止用將當地貨幣兌換成外幣,但少有禁止別國兌換成它的貨幣。


2018年11月美國宣布禁止伊朗金融機構接入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大為限制伊朗使用美元進行交易。業內人士指出,SWIFT是銀行間的溝通系統,經SWIFT平台可更快捷和標準化地進行交易。


如果SWIFT受美國壓力,切斷和香港金融機構進行美元交易,的確可以切斷聯繫匯率,不過這是一個極端做法,不但美元在國際使用份額會受影響,亦會嚴重損害在港的美資機構的利益。(4)


上述的典型威脅論是維護本港對美國從屬的金融系統的謬論,而非站在中國的立場。若從中國的立場而言,本港則應該脫離對美從屬的金融政策,而建立與內地統一的金融系統,並以國內企業的利益為準。香港已不再是昔日的國際金融中心,其核心制度仍是不合時代的對美從屬的固定匯率制度。死撐跟隨美國金融政策是港府廢官的離奇現象。香港金融系統亦尚未回歸中國。


不過,國際金融中心的正面形象依然廣泛地被港府廢官和建制派濫用,而淪為逐漸被內地驅趕而離地的刻板形象。據顧汝德,廢官及保皇建制派失治香港,其中特別不可忽視的環節是2002年由董建華引入的所謂部長制度/問責制度讓行政長官的弊政惡化了。


Mismanagement began with the chief executives, who poured out a flood of comments and commitments designed to direct policy making and to win popular credibility but were remote from the realities of life in Hong Kong and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needs. (5)


實際上,本書也可視為針對四屆行政長官施政的評論。


譬如,第二任特首曾蔭權鞏固了港府廢官不惜犧牲和反對公眾福祉,也寧可一昧服務商界的廢官失政作風。反社會福利的港府作風在此得到最完整的表述:


公務人員不應只視自己為監管角色,更應該是作為商界的支持者和夥伴。(6)


Civil servants should not see their role merely as regulators but more as supporters and partners for business.

- Donald Tsang Yam-kuen


His aim, he admitted frankly, was to end potential competition from the public sector which might reduce the value of privately owned property, including his own. (7)


最著名的是他公開表明減少檢控違反勞工法例的雇主一事。結局,當港府處理公眾投訴時在運作上僅處理25%,其餘都被捨棄。譬如,港府處理違反保就業計畫的雇主正是如此。接下來,梁振英也繼承了曾蔭權鞏固的偏幫商界的一貫作風(toxic policies)。


在他2014年的報章訪問當中,他指出政治制度必須讓行政長官免於製造福祉社會的選舉壓力,才可以更確保對營商有利的政策得以主導。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月入14,000元或以下的都不應配有全面的政治權利,但事實卻是有一半勞動人口屬於此界別。(8)


In a 2014 newspaper interview, he said that the political system must insulate chief executives from alleged electoral pressures to create a welfare state and must ensure that business-friendly policies prevailed. To achieve this goal, no one should qualify for full political rights, he said, whose monthly earnings were 14,000HKD or below - a category to which half the labour force belonged. (9)


梁振英的言論自相矛盾,反覆無常,表裏不一。簡言之,嫌貧怕富就是港府廢官的施政態度。


(編按:梁振英早前在學聯跟政府代表對話前夕,藏身在禮賓府內接受《金融時報》、《紐約時報》及《華爾街日報》三間英美傳媒聯合專訪,當中提出了「萬四元論」,指出提名委員需要的「廣泛代表性」不是關乎實際數字,否則會令政治和政策都會向貧窮人士傾斜,並稱「明顯地你需要重視月入低於1800美元(約1.4萬港元)的市民,他們佔全港人口逾半」(if it’s entirely a numbers game and numeric representation, then obviously you would be talking to half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who earn less than $1,800 a month);有關言論,被廣泛理解為是歧視低收入人士,認為他們不應享有提名特首的權利)......


(再編按:梁振英在10月25日當天,向傳媒談話時,曾被問及:「之前你說如果有『公民提名』,政策會向窮人傾斜,這個評論惹來各方批評,你會否考慮收回你這個言論?」他之後就作出回應,除解釋選舉制度的設計,更提出「有一些界別它沒有任何經濟貢獻,譬如說宗教或者體育」,來說明「均衡參與」原則,既沒有收回有關言論,也變相可理解曾自己發表過「政策會向窮人傾斜」的言論;同日晚上,行政長官辦公室也發出聲明,當中解釋選舉委員會和未來的提名委員會,「不是以人數或經濟價值來分配委員人數」。)(10)


正像列寧所述,政治人物在實踐上是不能說謊的。上述觀點在顧汝德的以下敘述中得到證明:


自2012年起他作出了不少政策上的承諾,然而相對少有就人手及資金上作出長遠的承諾。結果這些文件全部淪為‘諮詢’,‘試點計劃’或‘試行措施’。(11)


這證明了不僅港府廢官欠缺長遠計劃,所謂一系列政策文件本身也只不過是諮詢而已。以專家諮詢以及外判(‘創造職位’)等各種利益輸送的形式來避開了奠定長遠執行計畫之責任。


市民理解本港廢官的失政時應該總是在基本法的適用層面上去考慮問題。顧汝德指摘本港最獨特之處在於基本法及其適用方式/狀況。即本港廢官奉行的緊縮政策造成了各方面欠執法的窘境;敵視和漠視社會福祉及其開支的一貫施政作風;以私營企業經營模式視為優於公共服務的錯亂價值觀等等。支持基本法的顧汝德最獨特和最重要的論點在此問題上充分展開,他的核心思想如下:


基本法的起草人的原意是如何打算保護個人的社會和公民權利。然而,一旦該法於1997年生效,商界領袖,政界人士及學者開始了一項非常成功的遊說行動,使財政司司長的財政預算成為應用或忽視哪一條基本法條文的關鍵標準。


有關金融系統的條文,被奉為至高無上,以及教條式的想法,即信奉私營企業的效率總是優於公共服務,降低成本,以確保納稅人的利益等。因此,另一項遊說行動同時展開,詆毀政府在社會服務方面的支出,並持續促使社會各界相信這些計畫既難以負擔又浪費資源,就是曾蔭權所說‘就像堆沙填海來製造土地’。(12)


The analysis reveals how the Basic Law drafters had intended to safeguard the individual's social as well as civic rights. Yet, as soon as the Law came into force in 1997, business leaders, politicians and academics began a highly successful campaign which made financial secretaries' budget forecasts the crucial criterion as to which articles of the Basic Law should be applied and which ignored. The assumption that its financial articles must be paramount went hand in hand with a doctrinaire belief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would always outperform public services in efficiency, ensuring lower cost for the benefits of the taxpayer. Thus, a parallel campaign was mounted to discredit government spending on social services, with a sustained effort to convince the community that these programmes were both unaffordable and a waste of resources - 'just like pouring sand into the sea to reclaim land', to quote Donald Tsang.


As a result, the general pubic was led to believe that social rights, such as those set out in the Basic Law, were irrelevant to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community at large.


This is not the case, and the disregard by successive chief executives of these rights meant that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was no longer assured of access to decent housing and the good standards of health services and education which the Basic Law had envisaged and which was also required under Hong Kong's own legislation. ......


Most astonishing of all, there seemed to be a genuine unawareness among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ers that their policy priorities were in direct violation of the Basic Law. Throughout this book,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Basic Law will be shown to be a major cause of the rise of mismanagement. (13)


財政預算是本港統治階級決定政宣內容和方向的基準。即推舉哪一條基本法的條款,而漠視哪一條基本法條款的標準。基本上是以金融條款為一切;盡量詆毀社會福祉的開支。這也是所謂建制派的政宣的基準。廢官的基準乃建制派的基準。譬如,失業救濟金是最佳例子。港府廢官極力詆毀失業救濟金的成立及其開支,建制派在PR公關上支持,但並沒有在立法會提交立法方案,表裏不一。如此洗腦公眾。建制派的角色是做忠誠反對派,擺個姿態,喊喊口號,而在行動上卻與反民的港府廢官站在一起,總是做個被擺在立法會的舉手機器。簡言之,保皇建制派只想自己加入政府而已。港府廢官與保皇建制派比反對派更加無能,更加腐爛不堪。


關於所謂部長制/問責制,即董建華在2002年開始的香港政治委任制度(a ministerial system),行政長官的決定將由政治任命(非民選)的官員(司長,局長,副局長,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及司長或局長的政治助理等)執行。問題在於公務員以外的政治人才和行政人才匱乏。此外,所謂港府廢官的緊縮政策,即指董建華為立刻削減政府部門和機構開支而自從1998年推動的資源增值計劃(EPP)。結局就是依然如故的人手及資源短缺,欠執法的普遍亂象。


港府廢官失政最凸顯的是危樓,三無大廈的問題。包括安全設施管理,維修,以及租管問題。這個問題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充分暴露了其害。結局疫情在危樓貧民窟大爆發了。不過,危樓問題與土地樓宇供應不足息息相關。危樓本來應該被拆除或重建的,為此本來應該提供給居民新公屋的。本港目前仍缺乏這種社會循環,而僵持超過5800幢危樓。其中九龍區域最多。


直至1993年,政府大幅修訂原有的《多層建築物(業主法團)條例》(第344章),並重新命名為《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讓業主提供法律框架,自組法團管理自己的大廈,因此為「三無大廈」訂下一個新定義,凡是無法團、無管理公司、無居民組織的大廈也被列為「三無」。

時至今日,「三無大廈」問題未解決,爆竊、風化案頻生,為打擊罪案,警方至今仍視無保安、無大閘、無閉路電視的為「三無大廈」。近年更開拓新名稱「五無大廈」,即無法團、看更、大閘、告示板及閉路電視。(14)


當批判地產霸權和廢官失政時顧汝德的獨特之處在於危樓問題的論述上。他指摘了危樓問題和無處可建居屋的問題之間的內在聯繫。甚至,顧汝德意識到了所謂公眾諮詢也只不過是為政治任命官及其制度塑造形象的公關伎倆而已。


不過,我必須在此指摘顧汝德並沒有論及極高樓宇空置率與極低入住率之間的嚴重矛盾, 因此地產霸權問題包括跨行業壟斷資本,危樓/樓齡問題,關於樓宇管理和維修的貪腐,逆權佔地,分間樓宇問題(劏房),也包含空置率/入住率之間的矛盾。地產霸權寡頭乃香港的萬惡之母,也就是說真正的反中亂港勢力。

有關教育方面,顧汝德憂慮的是副學位的問題,即因1989年訂定的本地學科生的錄取限制,而不少合乎大學資格的學生被排除在外,不得不在私營商業機構取得根本沒有勞工市場價值的副學位。結局就是商業教育機構的學術資格信譽破產,淪為學生的失業,求職難,社會流動的問題。甚至於,這也是促成貧富差距的因素之一。


接著,作者談緊縮政策在政府各部門的公共服務方面的惡果。譬如,最典型的本港公共醫療資源的短缺,醫院管理局從2000年起一直遭受預算擠壓;由於海事處缺乏人手配備而造成了2012年的渡輪災難;即使有改善建議,這些部門欠執行所需的資源;針對增加檢查危樓人員的短視政策不僅欠缺長遠計劃,也被廢官定為增加就業機會(實際上是利益輸送的形式之一)的另類短暫措施,而根本無法解決危樓問題;在電影中往往被視為英雄的廉政公署也根本漠視住宅樓宇管理和維修方面的不當行為。緊縮政策導致的廢官失政實在不勝枚舉。


Mainland officials, including the premier, warned that inclusion of Hong Kong in national plans did not conform with the Basic Law's requirement that it should retain its capitalist economy. Furthermor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lacked the infrastructure required for state planning.

It had no control over the private sector nor direct influence over the flow of investment funds. (15)


最後,談論的是中港矛盾。兩點是重要的,即2003年CEPA簽署以來,香港方面一直無法打破內地的地方政府採取的地方保護主義;此外,香港本身也欠缺融入國家經濟發展規劃的基礎條件和設施,即港府無法控制私營企業以及無法直接影響本港金融系統。前者的原因是本身沒有有效機制管理企業活動,也偏靠壟斷資本;後者則是由於本港金融系統緊隨美國金融政策。結局,即使消除地方保護主義的障礙,香港本身在物質上仍然無法融入國家的經濟發展規劃。換言之,所謂港獨和外國勢力的幽靈是用來掩蓋這些經濟基礎層面問題的政治工具。


目前有些變化,即將香港納入國家發展規劃成了氣候和口號,但是港府仍然欠缺配合國家發展規劃的經濟基礎設施,即對私營機構的控制以及對金融界資本流動的直接影響力。此外,所謂深層次矛盾的概念目前仍被普遍誤解或誤導,它主要指的是社會民生問題的存在與港府廢官違背基本法權責之間的因果關係,而不是單獨抽象地指房屋問題或地產霸權。因此顧汝德的脈絡化的總體動態觀點才是辯證法的,合乎現實的。要掌握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