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Review: A City Mismanaged: 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失治之城-掙扎求存的香港 Leo F. Goodstadt 顧汝德

Updated: Aug 2, 2021

In Memory of Leo F. Goodstadt (1938-2020)

FILE PHOTO: Slum area ©WiX
FILE PHOTO: Slum area ©WiX

Author: Leo F. Goodstadt / 顧汝德

English: A City Mismanaged: 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

ISBN:978-988-8455-98-0 (978-988-8528-49-3)

Chinese: 失治之城-掙扎求存的香港;

管治之失:香港奮力求存

ISBN:9789888599042



Good governance should be about caring for the people who need the government most.
Chief Executives did not listen to the adverse comments made by former premier Wen Jiabao o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ublic's social rights were being denied. (1)
- Leo F. Goodstadt

序論 A Common Pattern of Weak Government Over The Last 24 Years


到了2021年,中央和港府終於消滅了反對派,壓制了反對派媒體之後,既有的香港社會問題都依然如故,甚至惡化了,因此務實地解決社會問題才是真正的政治工作。什麼是香港的社會問題?反中反共的民怨來源何在?所謂建制的本質是什麼?何謂深層次矛盾?簡言之,社會民生問題及其苦況的存在就是港府廢官違背基本法的鐵證與結局。這才是所謂深層次矛盾此一概念的真正內涵和理解, 以及盲點。具體問題的具體研究同時會揭露真正的反中亂港勢力是什麼。顧汝德極力避免了藍黃之爭的陷阱,而專注和分析具體的,特定的社會問題本身。這才是不斷搬出藍黃政治舞台秀的統治階級所不希望的,真正的研究態度。這點正是讀取本書後讀者最應該學到的東西。


在此,最重要的是理解港府廢官,建制派及其媒體如何欺騙市民。


香港最優秀理論家顧汝德的遺作乃全面分析香港社會矛盾(社會問題)以及中港矛盾的最高傑作!自從2017年以來,在我所閱讀的所有香港本土文章和書籍中,沒有比顧汝德更高,更透徹,更科學,更富於思想深度,廣度,知性和良心的論者。我最推舉他。無庸置疑,他就是位香港最佳的社會評論者。不管是什麼國籍,地位,語言和種族,我都至今找不到比顧汝德更優秀的本土書籍和文章。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全面性的論點絕對不能夠被簡單歸類為藍黃任何陣營。他支持基本法,也不否定中央和港府的憲制,也不政治否定反對勢力的意義,一律避免政治批鬥,而對社會矛盾進行了具體分析和建設性批判,他的焦點始終瞄準在具體的社會問題層面,而非不同個別顏色的政客政黨之間的無聊摔跤。目前香港論壇需要的是如同顧汝德的全面性觀點和顧及基層民生的真正愛港立場。


無庸置疑,英國政治經濟學家,前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英國人,已故顧汝德(Leo F. Goodstadt; 1938-2020)是筆者最尊敬的,最重要的香港理論家。作為前港英官僚,他的批判觀點並非被拘束於反共冷戰思維及其政治批鬥的篤灰文化。從他的著作中,我們特別學得到以下觀點:


面對社會,重要的不是政治正確性,所謂政治顏色,即政治立場,而是實實在在地正確認識和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同樣,學者和媒體需要的也不是政治正確性,即特定黨派勢力的敘事,而是忠實地撰寫和報導事實。同時,顧慮到勞動者階級的階級利益是良心。

本書引言已濃縮和概括了整本書的內容。作者提出的論點獨特,如土地/樓宇供應不足與危樓的關係緊縮政策與欠執法的關係本港壟斷資本與內地地方保護主義的關係貧富差距與基本法社會福利權的關係學位與副學位的關係,以及本港官商勾結與中央政府的關係等等。顧汝德既有系統,又有全方位思考地論述了香港社會問題。當我們閱讀看似互不相關的新聞時提供了線索及整體觀點。顧汝德與欠缺綜合思維的一般香港媒體人士形成鮮明對比。


誠然,香港司法仍然屬於英國的司法系統及判例香港金融則屬美國的金融體系。香港並沒有去殖民地化。雖然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1950年代擔當了中國大陸突破美國禁運的對外窗口,以及海外人民幣結算中心。從1979年改革開放(1978年仍屬於毛澤東時代)起,香港成了中國的最大海外資金來源。這是它的輝煌的過去。


為東方日報撰寫專欄的屯門珠海學院陳文鴻教授最近特別指摘和補充了這個論點:


回歸後,香港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可是《基本法》作了不少妥協,殖民地的體制不少因素還繼續保留。香港實行普通法,卻沒有採用其他前英國殖民地的改革,例如新加坡。


普通法仍以英國案例為主,也不試圖與內地大陸法銜接。香港終審權從英國轉移香港,美其名是香港自治,卻因司法不獨立,致英國法官、英國體制仍在干預,中國只能用人大釋法來抵禦。但司法制度重用英籍法官、法律人才,包括教育培訓,都還是英國勢力在主宰。


司法和法律體系缺乏香港自治,變成英國勢力在自治。今次大律師公會主席選上英國自由民主黨成員,英國現任地方議員更明顯突出香港律師體系裏的英國力量。且再不是由英籍華人作為代理,中英關係惡化,英國人要赤膊上陣了。


香港管治,司法體系是關鍵。可政府內外,還是英國人掌控的體制,單憑人大釋法的最後把關,即使加上國安法,仍有着眾多的漏洞,未必足以保障國家安全,香港的法治。且法律界的教育還是牢牢掌握在英國勢力手裏,怎樣防止司法體系的新殖民主義的侵害呢?


司法以外,香港最關鍵的產業部門是金融。金管局受制於美國,證券部門近年的改革是排斥本地中小企業,促成美國為首的跨國金融集團進行壟斷。金融教育也全然是美國一套,少有反思與監控,金融科技創新實質上加強美國的集中壟斷,竟成政府發展重心。即使近年中資上市回歸,中資參與增加,它們的從業人經驗、取向還是美國一套,沒有中國金融與經濟安全的考慮。香港金融中心用的錢是中國內地的錢,左右管理的卻是美國體系。最近連聯交所總裁也要用美國投行的高管,美國人也直接介入,香港金融怎樣可以本地化、中國化呢? (2)


顧汝德概括性地對比了影響香港經濟基礎的回歸以來的主要社會事件(負面)以及香港的主要經濟地位(正面):


管治香港理應不難。這一批市民都是理想的公民,他們在1997年至2017年間經歷一系列意想不到兼具災難性的威脅: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及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嘯,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爆發,2007年在廣東省雇用上千萬工人的港資廠商撤走,還有2012年起因政治議題帶來的不滿情緒以及大型公眾示威


即使有上述不利因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生意仍穩步上揚。在2000年至2015年間,中國大陸從香港接收的外國直接投資價值約7,000億美元,幾乎佔全港總資金流入的一半。同時間,香港擁有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流動資金池,是人民幣交易,結算,融資和資產管理中心,並處理全國七成半全球離岸人民幣交易。 (3)


此外,本港最為對美從屬的金融體系核心乃港美聯繫匯率制度,它幾乎是固定匯率制度,而非台日採取的變動匯率制度。內地官僚和內地人普遍無知或誤解或漠視的香港金融貨幣政策的政治本質如下:


1,港幣與美元匯率在固定浮動範圍內掛勾。排除曖昧性,即純然的固定匯率制度

2,香港金融政策跟隨美國,與美國統一。即香港的金融政策以美國金融政策為準。

3,港幣利率走勢緊隨美國利率走勢。換言之,港幣相當於美元,美元的化身。


實際上,香港的金融系統屬於美國國內的金融系統。盲撐美國金融系統的‘愛國愛港’勢力及其廢官極為可笑,在此暴露他們的本色, 因此美國制裁香港金融的確是自殺行為,不是因為香港金融體系是對美獨立的,而是美國已擁有和徹底滲透香港的金融系統,在此領域根本沒有必要制裁。


本地傳媒今早引述「金管局消息人士」指,聯緊匯率制度在1983年實施,比1992年更早,並不存在需要美國方面批准的問題。


至於美國是否有能力阻止金管局將港元掛鈎到美元,有業內人士表示,過去多是本國禁止用將當地貨幣兌換成外幣,但少有禁止別國兌換成它的貨幣。


2018年11月美國宣布禁止伊朗金融機構接入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大為限制伊朗使用美元進行交易。業內人士指出,SWIFT是銀行間的溝通系統,經SWIFT平台可更快捷和標準化地進行交易。


如果SWIFT受美國壓力,切斷和香港金融機構進行美元交易,的確可以切斷聯繫匯率,不過這是一個極端做法,不但美元在國際使用份額會受影響,亦會嚴重損害在港的美資機構的利益。(4)


上述的典型威脅論是維護本港對美國從屬的金融系統的謬論,而非站在中國的立場。若從中國的立場而言,本港則應該脫離對美從屬的金融政策,而建立與內地統一的金融系統,並以國內企業的利益為準。香港已不再是昔日的國際金融中心,其核心制度仍是不合時代的對美從屬的固定匯率制度。死撐跟隨美國金融政策是港府廢官的離奇現象。香港金融系統亦尚未回歸中國。


不過,國際金融中心的正面形象依然廣泛地被港府廢官和建制派濫用,而淪為逐漸被內地驅趕而離地的刻板形象。據顧汝德,廢官及保皇建制派失治香港,其中特別不可忽視的環節是2002年由董建華引入的所謂部長制度/問責制度讓行政長官的弊政惡化了。


Mismanagement began with the chief executives, who poured out a flood of comments and commitments designed to direct policy making and to win popular credibility but were remote from the realities of life in Hong Kong and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needs. (5)


實際上,本書也可視為針對四屆行政長官施政的評論。


譬如,第二任特首曾蔭權鞏固了港府廢官不惜犧牲和反對公眾福祉,也寧可一昧服務商界的廢官失政作風。反社會福利的港府作風在此得到最完整的表述:


公務人員不應只視自己為監管角色,更應該是作為商界的支持者和夥伴。(6)


Civil servants should not see their role merely as regulators but more as supporters and partners for business.

- Donald Tsang Yam-kuen


His aim, he admitted frankly, was to end potential competition from the public sector which might reduce the value of privately owned property, including his own. (7)


最著名的是他公開表明減少檢控違反勞工法例的雇主一事。結局,當港府處理公眾投訴時在運作上僅處理25%,其餘都被捨棄。譬如,港府處理違反保就業計畫的雇主正是如此。接下來,梁振英也繼承了曾蔭權鞏固的偏幫商界的一貫作風(toxic policies)。


在他2014年的報章訪問當中,他指出政治制度必須讓行政長官免於製造福祉社會的選舉壓力,才可以更確保對營商有利的政策得以主導。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月入14,000元或以下的都不應配有全面的政治權利,但事實卻是有一半勞動人口屬於此界別。(8)


In a 2014 newspaper interview, he said that the political system must insulate chief executives from alleged electoral pressures to create a welfare state and must ensure that business-friendly policies prevailed. To achieve this goal, no one should qualify for full political rights, he said, whose monthly earnings were 14,000HKD or below - a category to which half the labour force belonged. (9)


梁振英的言論自相矛盾,反覆無常,表裏不一。簡言之,嫌貧怕富就是港府廢官的施政態度。


(編按:梁振英早前在學聯跟政府代表對話前夕,藏身在禮賓府內接受《金融時報》、《紐約時報》及《華爾街日報》三間英美傳媒聯合專訪,當中提出了「萬四元論」,指出提名委員需要的「廣泛代表性」不是關乎實際數字,否則會令政治和政策都會向貧窮人士傾斜,並稱「明顯地你需要重視月入低於1800美元(約1.4萬港元)的市民,他們佔全港人口逾半」(if it’s entirely a numbers game and numeric representation, then obviously you would be talking to half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who earn less than $1,800 a month);有關言論,被廣泛理解為是歧視低收入人士,認為他們不應享有提名特首的權利)......


(再編按:梁振英在10月25日當天,向傳媒談話時,曾被問及:「之前你說如果有『公民提名』,政策會向窮人傾斜,這個評論惹來各方批評,你會否考慮收回你這個言論?」他之後就作出回應,除解釋選舉制度的設計,更提出「有一些界別它沒有任何經濟貢獻,譬如說宗教或者體育」,來說明「均衡參與」原則,既沒有收回有關言論,也變相可理解曾自己發表過「政策會向窮人傾斜」的言論;同日晚上,行政長官辦公室也發出聲明,當中解釋選舉委員會和未來的提名委員會,「不是以人數或經濟價值來分配委員人數」。)(10)


正像列寧所述,政治人物在實踐上是不能說謊的。上述觀點在顧汝德的以下敘述中得到證明:


自2012年起他作出了不少政策上的承諾,然而相對少有就人手及資金上作出長遠的承諾。結果這些文件全部淪為‘諮詢’,‘試點計劃’或‘試行措施’。(11)


這證明了不僅港府廢官欠缺長遠計劃,所謂一系列政策文件本身也只不過是諮詢而已。以專家諮詢以及外判(‘創造職位’)等各種利益輸送的形式來避開了奠定長遠執行計畫之責任。


市民理解本港廢官的失政時應該總是在基本法的適用層面上去考慮問題。顧汝德指摘本港最獨特之處在於基本法及其適用方式/狀況。即本港廢官奉行的緊縮政策造成了各方面欠執法的窘境;敵視和漠視社會福祉及其開支的一貫施政作風;以私營企業經營模式視為優於公共服務的錯亂價值觀等等。支持基本法的顧汝德最獨特和最重要的論點在此問題上充分展開,他的核心思想如下:


基本法的起草人的原意是如何打算保護個人的社會和公民權利。然而,一旦該法於1997年生效,商界領袖,政界人士及學者開始了一項非常成功的遊說行動,使財政司司長的財政預算成為應用或忽視哪一條基本法條文的關鍵標準。


有關金融系統的條文,被奉為至高無上,以及教條式的想法,即信奉私營企業的效率總是優於公共服務,降低成本,以確保納稅人的利益等。因此,另一項遊說行動同時展開,詆毀政府在社會服務方面的支出,並持續促使社會各界相信這些計畫既難以負擔又浪費資源,就是曾蔭權所說‘就像堆沙填海來製造土地’。(12)


The analysis reveals how the Basic Law drafters had intended to safeguard the individual's social as well as civic rights. Yet, as soon as the Law came into force in 1997, business leaders, politicians and academics began a highly successful campaign which made financial secretaries' budget forecasts the crucial criterion as to which articles of the Basic Law should be applied and which ignored. The assumption that its financial articles must be paramount went hand in hand with a doctrinaire belief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would always outperform public services in efficiency, ensuring lower cost for the benefits of the taxpayer. Thus, a parallel campaign was mounted to discredit government spending on social services, with a sustained effort to convince the community that these programmes were both unaffordable and a waste of resources - 'just like pouring sand into the sea to reclaim land', to quote Donald Tsang.


As a result, the general public was led to believe that social rights, such as those set out in the Basic Law, were irrelevant to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community at large.


This is not the case, and the disregard by successive chief executives of these rights meant that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was no longer assured of access to decent housing and the good standards of health services and education which the Basic Law had envisaged and which was also required under Hong Kong's own legislation. ......


Most astonishing of all, there seemed to be a genuine unawareness among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ers that their policy priorities were in direct violation of the Basic Law. Throughout this book,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Basic Law will be shown to be a major cause of the rise of mismanagement. (13)


財政預算是本港統治階級決定政宣內容和方向的基準。即推舉哪一條基本法的條款,而漠視哪一條基本法條款的標準。基本上是以金融條款為一切;盡量詆毀社會福祉的開支。這也是所謂建制派的政宣的基準。廢官的基準乃建制派的基準。譬如,失業救濟金是最佳例子。港府廢官極力詆毀失業救濟金的成立及其開支,建制派在PR公關上支持,但並沒有在立法會提交立法方案,表裏不一。如此洗腦公眾。建制派的角色是做忠誠反對派,擺個姿態,喊喊口號,而在行動上卻與反民的港府廢官站在一起,總是做個被擺在立法會的舉手機器。簡言之,保皇建制派只想自己加入政府而已。港府廢官與保皇建制派比反對派更加無能,更加腐爛不堪。


關於所謂部長制/問責制,即董建華在2002年開始的香港政治委任制度(a ministerial system),行政長官的決定將由政治任命(非民選)的官員(司長,局長,副局長,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及司長或局長的政治助理等)執行。問題在於公務員以外的政治人才和行政人才匱乏。此外,所謂港府廢官的緊縮政策,即指董建華為立刻削減政府部門和機構開支而自從1998年推動的資源增值計劃(EPP)。結局就是依然如故的人手及資源短缺,欠執法的普遍亂象。


港府廢官失政最凸顯的是危樓,三無大廈的問題。包括安全設施管理,維修,以及租管問題。這個問題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充分暴露了其害。結局疫情在危樓貧民窟大爆發了。不過,危樓問題與土地樓宇供應不足息息相關。危樓本來應該被拆除或重建的,為此本來應該提供給居民新公屋的。本港目前仍缺乏這種社會循環,而僵持超過5800幢危樓。其中九龍區域最多。


直至1993年,政府大幅修訂原有的《多層建築物(業主法團)條例》(第344章),並重新命名為《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讓業主提供法律框架,自組法團管理自己的大廈,因此為「三無大廈」訂下一個新定義,凡是無法團、無管理公司、無居民組織的大廈也被列為「三無」。

時至今日,「三無大廈」問題未解決,爆竊、風化案頻生,為打擊罪案,警方至今仍視無保安、無大閘、無閉路電視的為「三無大廈」。近年更開拓新名稱「五無大廈」,即無法團、看更、大閘、告示板及閉路電視。(14)


當批判地產霸權和廢官失政時顧汝德的獨特之處在於危樓問題的論述上。他指摘了危樓問題和無處可建居屋的問題之間的內在聯繫。甚至,顧汝德意識到了所謂公眾諮詢也只不過是為政治任命官及其制度塑造形象的公關伎倆而已。


不過,我必須在此指摘顧汝德並沒有論及極高樓宇空置率與極低入住率之間的嚴重矛盾, 因此地產霸權問題包括跨行業壟斷資本,危樓/樓齡問題,關於樓宇管理和維修的貪腐,逆權佔地,分間樓宇問題(劏房),也包含空置率/入住率之間的矛盾。地產霸權寡頭乃香港的萬惡之母,也就是說真正的反中亂港勢力。

有關教育方面,顧汝德憂慮的是副學位的問題,即因1989年訂定的本地學科生的錄取限制,而不少合乎大學資格的學生被排除在外,不得不在私營商業機構取得根本沒有勞工市場價值的副學位。結局就是商業教育機構的學術資格信譽破產,淪為學生的失業,求職難,社會流動的問題。甚至於,這也是促成貧富差距的因素之一。


接著,作者談緊縮政策在政府各部門的公共服務方面的惡果。譬如,最典型的本港公共醫療資源的短缺,醫院管理局從2000年起一直遭受預算擠壓;由於海事處缺乏人手配備而造成了2012年的渡輪災難;即使有改善建議,這些部門欠執行所需的資源;針對增加檢查危樓人員的短視政策不僅欠缺長遠計劃,也被廢官定為增加就業機會(實際上是利益輸送的形式之一)的另類短暫措施,而根本無法解決危樓問題;在電影中往往被視為英雄的廉政公署也根本漠視住宅樓宇管理和維修方面的不當行為。緊縮政策導致的廢官失政實在不勝枚舉。


Mainland officials, including the premier, warned that inclusion of Hong Kong in national plans did not conform with the Basic Law's requirement that it should retain its capitalist economy. Furthermor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lacked the infrastructure required for state planning.

It had no control over the private sector nor direct influence over the flow of investment funds. (15)


最後,談論的是中港矛盾。兩點是重要的,即2003年CEPA簽署以來,香港方面一直無法打破內地的地方政府採取的地方保護主義;此外,香港本身也欠缺融入國家經濟發展規劃的基礎條件和設施,即港府無法控制私營企業以及無法直接影響本港金融系統。前者的原因是本身沒有有效機制管理企業活動,也偏靠壟斷資本;後者則是由於本港金融系統緊隨美國金融政策。結局,即使消除地方保護主義的障礙,香港本身在物質上仍然無法融入國家的經濟發展規劃。換言之,所謂港獨和外國勢力的幽靈是用來掩蓋這些經濟基礎層面問題的政治工具。


目前有些變化,即將香港納入國家發展規劃成了氣候和口號,但是港府仍然欠缺配合國家發展規劃的經濟基礎設施,即對私營機構的控制以及對金融界資本流動的直接影響力。此外,所謂深層次矛盾的概念目前仍被普遍誤解或誤導,它主要指的是社會民生問題的存在與港府廢官違背基本法權責之間的因果關係,而不是單獨抽象地指房屋問題或地產霸權。因此顧汝德的脈絡化的總體動態觀點才是辯證法的,合乎現實的。要掌握這點。


第一章 基本法:被剝奪的權利 Public's Rights to decent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Basic Law


此章節是本書中最重要的。作者在序論總括全書精華後,將最優先的議題擺在最前面了。港府廢官與基本法的關係是批判廢官時絕不可或缺的觀點和視野。港府廢官的問題和作風是選擇性執法,即奉行特定教條,而搞公關執法,也欠執法。港府廢官一昧奉行的是基本法第107條;然而他們一貫架空的基本法條款則是基本法第36條。這個港府廢官23年失政的內在矛盾就是本書批判的核心。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shall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keeping expenditure within the limits of revenues in drawing up its budget, and strive to achieve a fiscal balance, avoid deficits and keep the budget commensurate with the growth rate of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6)


結局,無論實際經濟和社會情況如何,港府廢官都機械般地奉行此教條,而一昧削減社會服務的公共開支,此緊縮政策造成了勞動者階級市民無保護和不斷惡化社會生活的公共服務及其水平,也導致了部門匱乏資源和資金而難以有效執法的窘境。唯一例外的是為了提高GDP數字不惜犧牲公共開支和基本法第107條向商界寡頭輸送利益(如在2576億港幣財政赤字之下仍硬推明日大嶼,但一直拒絕設立失業救援金)。


削減公共服務而惡化民生的任何作為是基本法第36條不允許的。這個科學指標是,實際工資升長率,貧窮率和貧窮人口變遷。


社會公共服務方面的兩大缺陷仍然在於勞動者階級的退休保障和社會福利。


所謂建制派,所謂政治勢力是什麼? 敵對勞動者階級階級利益的香港政客代表的是什麼樣的勢力?在種種社會風波當中,歸根結底,他們真正做的其實是一件事。


The business sector was active in the campaign against any increase in government spending on social services because such expenditure was regarded as the first stage in creating a welfare state. For example, a member of a leading business dynasty and chairman of a political party told fellow legislators that workers in 'low-skilled jobs' must face facts. 'If they fail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he said, 'it is a matter of course that they will unfortunately be eliminated by society'. That statement was entirely contrary to the Basic Law. (17)


如上所述,以‘民生’口號為賣點的田北辰其實敵對勞動者階級。作者就此指摘了資本主義的弱肉強食的市場原理主義違反基本法。是的,基本法是社會主義中國憲法的一部分,它的國家資本主義與無政府狀態的市場原理主義本來就是互不相容的。香港建制派及其商界幕後黑手們詆譭增加公共服務開支時的種種詭辯,比如,增加公共服務開支與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必然導致金融危機,此種威脅論是荒謬絕倫。誠然,他們資本家要的是抵制公共服務成為市場對手,以免減少他們自己的利潤。為此社會整體的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和必要的社會民生服務開支都無情遭受削減。這個就是港府廢官搞官商勾結違背基本法的意思。


最優先的政策排序應該不是特定企業寡頭的利潤,而是勞動者階級的民生品質(the quality of life)。這才是香港市民真正希望的施政方向。在2013年的社福署的案件上,終審法院判案時確認了港府廢官以奉行基本法第107條來犧牲基本法36條的履行任務是無法合理辯解的錯誤。


The government might simply state that it is cutting expenditure with the aim of 'saving money', the court declared, but saving money would not in itself be a legitimate aim. If the cut in expenditure meant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abdicating an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which the government ought to discharg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its verdict continued, the saving of money by that means would not be a legitimate aim. The court also reviewed Hong Kong's budget record and concluded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at the cost of adequate social services would lead to dangerous deficits. (18)


該判決已經完美地概括了作者的中心思想。本書最要緊的精神。真可惜,市民不難看見建制派和商界違背基本法第36條的例子。比如,從2002年起削減私人樓宇和公屋之間的競爭;以‘公眾諮詢’方式長時間抵制政策實現;阻礙了MPF改革等等,都是為確保利益輸送而寧願犧牲社會福利開支,他們動用媒體和專家來叫港府做的就是這個。不勝枚舉。


PR公關施政的內容是擺個姿態,喊喊口號,短視政策,曖昧的政策導向,試策,政策方針指定後仍卡在大量諮詢活動,結局一枚耗費公帑,遲遲未有具體政策的執行。甚至為削減社會服務的公共開支而常用的詭辯有倒閉潮,股市/樓市崩盤,社會崩潰論,急速致富的墮落心態,工人的依賴文化,阻礙市場經濟運作等等,只要看羅致光的種種詭辯就可以掌握廢官和商界的詭辯。要注意的是至今毫無統計數據證明這些指控的依據。換言之,fear mongering / scare mongering 是廢官趁機削減社會服務預算的最佳手段和藉口。


...... (ex-financial secretary, Antony Leung Kam-chung 梁錦松 in 2002) his motive in now turning to scare-mongering was explicit: he was seeking an excuse to cut public spending. (19)


連新冠肺炎疫情也淪為了煽動恐懼的材料。有關政府財政,絕對不能忘記的是全球名列前茅的低稅率。其最大受益者是壟斷資本的寡頭,而不是一般人。


Carrie Lam's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Manifesto:

These latter tax incentives (concessions) were hard to justify as necessary in an economy as open and sophisticated as Hong Kong, and which already had minimal tax rates. Furthermore, the local market was not the target for the international firms she wanted to attract. The largest share of their profits would be generated offshore and would be automatically tax free in Hong Kong anyway. (20)


在種種短視的優惠稅政策推出之前,香港本身處於低稅率,還要為企業調低稅率只能是利益輸送。如同日本,個人所得稅和法人税都被不公平地一律調低,越富裕越負擔低,因而根本無法抵消貧富差距。稅制原來是達成公平的資源重新分配之社會工具,而不該是僵持和惡化貧富差距的。


The top 20 per cent of Hong Kong's earners, which receive 60 per cent of total household incomes, have paid less than 10 per cent of its incomes in tax on average. These low tax bills for the top earners - and not just the average household - are only part of Hong Kong's remarkable tax concessions to the affluent capital gains, dividends and inheritances are entirely untaxed. Profits and salaries earned outside of Hong Kong are not subject to taxation.


It seems obvious that tax rates for the highest earners could be raised without breach of the Basic Law's low taxation principle. (21)


這樣欺貧怕富的稅政策本身是港府廢官在財政預算上的雙重標準的鐵證。無庸置疑,對個人所得和法人稅欠高度累進式課稅的低稅率政策就是形成貧富差距的社會因素之一。絕不能忽視的是每次在考慮個別優惠稅政策之前,香港早就是低稅率的社會。


Tax concessions for salary earners and property owners and subsidised loans for smaller businesses were continuing evidence that Hong Kong's rulers have long had ample money to spend while crying 'unaffordable' about improved social services, thus denying the public its rights under the Basic Law. (22)


誠然,港府廢官嫌貧愛富,欺貧怕富的稅制政策也凸顯了廢官為寡頭輸送利益,而總是找藉口削減和拒絕勞動者階級(社會廣大大眾)的社會服務開支。這就是違反基本法之舉。


第二章 由公共服務到部長級失策


Most serious of all was the deliberate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Law and its financial provisions. Financial stringency became the foremost dogma of those in power, as previous chapter explained, and the civil service became a prime target for financial cutbacks and redundancies. (23)


此引文已經概括了顧汝德的中心思想,核心內容。其餘都是個案研究。他剖析了港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具體內容,並且證實了新自由主義在削減成本的名義下所推動的民營化(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利益衝突)是多麼違背基本法的(犧牲民生,放棄充實足夠水平的社會福利制度)。甚至,這是指港府本身的行政機構的民營化(已被稱為模仿或引進商業經營模式)


EPP的緊縮政策=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削減成本的後果是行政機構不再以公務員的姿態提供社會服務了,而是類似商界的心態和價值觀看待社會服務了。港府廢官的官僚主義不受任何監察而得到強化的另一個原因是回歸後,立法會及其立法委員在建制內的有限功能。


The Basic Law stripped them of the right to propose legislation relating to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r the operation of government'. (24)


換言之,港英殖民地時期所擁有的香港立法局的大部分的權力喪失了。市民看待立法會議員的時候,絕對不能忽視這點。這就是基本法的負面,他們所為行政主導,其實是剝奪了立法局既有的立法機關的權力,立法會本來應有的監察功能。否定政黨組閣制度的後果就是不受拘束的官僚獨裁。再加上,顧汝德所謂部長制(POAS; Political Appointments System)的弊害更加劇了港府廢官的失政。這個政策也是由董建華從1998年開始,2008年被曾蔭權改名和繼承的。


These would be political appointments, selected by him (董建華) and answerable to him. They would replace civil servants as heads of bureaux, he explained, and would take over the power to 'formulate policies, explain decisions, market policy proposals and gain the suppor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the public. In short, civil servants were no longer responsible for ruining the government. (25)


目前市民還是不知道這點。行政長官政治欽點的各部門的首長(司長;局長)都不一定是從公務員的隊員裡選拔的,而是以商界,學者,專業人士為主。本來非公務員的人士管理公務員團隊的結局是在問責制之下經營政府的責任不在公務員身上,而在所謂政治任命的部長身上了。普遍的現象是如下:


Several came into office ignorant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legal duties of the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they were to control. (26)


意思是說從外面被政治任命的首長們都往往不懂得公務員的本義是什麼公共服務的本義是什麼。這樣的人們領導政府各部門的後果就是香港眼前的種種亂象。


此外,不同部門的公共服務的對象,所謂顧客不一定是重疊的。譬如,社福署的對象基本上是從勞動市場被排除的人們,如老年人士或殘障人士。廢官玩弄詭辯想要重組部門和削減成本。


那林鄭月娥對社會福利的看法如何?


Many of them are on social security, so they have very low buying power, she said, and could not afford to buy in regular retail outlets. This was an unintended indictment of the welfare system: the Chief Secretary was admitting that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ose on social security could barely afford a subsistence existence.


Her solution did not include increasing the inadequate welfare benefits, however, instead, she wanted to subsidise the rents of 'hawkers, small businesses,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to provide more shopping outlets. (27)


誠然,林鄭月娥明知目前基層享受的社會福利根本不夠改善民生,然而她的政策則是棄之不顧,並以資助和緩和小商人,個體戶的租金負擔的方式來服務地產霸權的壟斷資本。這個就是違反基本法之舉。


在此,顧汝德完美地指摘了港府廢官和建制派的政治作風,即公關政治,擺個姿態,喊喊口號,說是一套,做的則是另一套,以公關取代政策,偷換概念,混淆可能性,現實性,必然性之別的詭辯,搞選擇性執法


This was 'gesture' politics. It might 'touch hearts' but the daily burdens of low-income group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lightened. (28)


目前的社會福利制度和服務本身不完善,不齊全,也根本不夠改善民生,卻一直被削減和鄙視。在港府廢官的PR之下所做的往往是與基本法第36條背道而馳。史上最高的貧窮率就是鐵證。EPP奠定的緊縮政策是將港府的運作模式轉化為商業模式,不過其實際上的意思是行政機構的民營化,換言之,讓商界人士擴大其影響力到港府機構內部運作


EPP的主要內容如下:


We will require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to put forward proposals for new or improved services without giving them additional financial resources. Managers will be required to deliver productivity gains amounting to 5 percent of their operating expenditure by 2002. Managers must make more use of appointments on contract, rather than permanent appointments. (29)


這就是外判政府業務,包括一些執法,監督的工作也交給臨時的,外判約聘公司人員去完成。如此,不僅造成了外判工人的不平等待遇,也導致了公共服務的商業化。外判公共服務的意思是指廢官連把責任也外判的意思。外判商擔任政府的公共服務的狀態就是民營化。至少部分行政機構的運作如此被外判商私營化了。公共服務的品質大打折扣,甚至迷失了公共服務和商業活動的界線以及不同意義。


作者進一步概括了港府形成目前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歷史變遷。港英政府早在1950年代奠定了社會福利的基礎,並從1967年由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推動的社會福利政策遭受商界和官僚阻礙之後,1980年代顯著地形成了小政府主義,到了1987年時奠定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方針(以商業模式經營港府)。不過,作者證明了回歸後港府採取進一步的緊縮政策是並不合乎邏輯的,是因為隨著香港人口的增加,公共服務的需求也增多了。人口及其公共服務需求越增加,港府就越縮減公共服務的資源,這個反比例是為了什麼?如此讓市民更加依存民營服務,為商界商機撥開道路,而削減公共服務。那公共服務及其政府的存在意義何在?港府廢官明明為商界減少公共服務。再加上,在低稅率的香港,為商界進一步削減法人稅和所得稅,因此,對新自由主義,放任主義,小政府主義的批判是根本不夠的。


作者依據人口統計反駁了緊縮政策:


These statistics provided evidence that the drastic EPP austerity measures were unnecessary. Between 1991 and 1997, the population had increased by 23 percent, but the size of the civil service had fallen by 5 percent. (30)


雖然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的官僚體制服務資本家階級是必然的,但是市民要問的是政府及其公共服務與商界的商業活動之間的根本差異。企業是不管政府統計資料,短視和無常的利潤至上主義;公共服務則是要避開利潤的追求而長遠地基於正確的統計資料針對需要社會服務的弱勢族群穩定提供優質的服務, 尤其是港府目前已削減的健康,福祉,屋宇及教育的公共服務。此外,政府統計處的統計詐術也是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追求利潤和改善民生本來就是兩碼事。


A business firm has a straightforward test of performance and popular ranking: does a product or branch make a profit? If not, it can be terminated. Public services, however cannot be allowed to fail. A community faces collapse if they do. (31)


正像地產霸權的租金金額是以經濟困難時期的金額為準一樣,在平時削減公共服務開支到非正常時期的極低水平是在社會整體上與商界寡頭互相應和的作為。這個就是反勞動者階級的種種詭辯的基礎。譬如,依賴文化是個典型的詆譭社會福祉制度和權利的資本階級散播的詭辯。不僅欠缺統計基礎,也掩蓋了企業方面騙取津貼的違反行為和傾向。無端指控依賴文化的企業一方自己卻騙取了保就業計畫津貼。同時,在公共服務上政府與NGO的合作關係也變得商業化了,NGO也被迫競投,也得靠自己安排資金。結局NGO也淪為一家私人公司了。


最後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到底企業的商業模式和經營專家優於政府官僚的公共服務的管理模式嗎?行政機構應該以此為典範嗎?我們對公共服務和商業模式仍有盲點,即已成為先入為主的觀念中潛在著不少錯誤觀點。銳利的批判就是挖掘盲點。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at mentorship / tutorship' a business executive would be qualified to bring to 'welfare services / programmes' or how a business career would confer any credible capacity to inject 'new thinking' in welfare services' superior to the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of the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 (32)


商業領袖和商業人士指導公共服務? 這是多麼自相矛盾的事!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商業人士要的是消滅公共服務。全面的商品化就是商界的理想。怎能讓公共服務的敵人來指導呢?

那商業化/民營化公共服務的後果如何?有成效了嗎?


One-third of private accommodation was left unoccupied because the public had become very reluctant to use these unsatisfactory commercial facilities, according to the commission. (33)


公眾希望的是政府穩定供應的公共服務設施,而不是所謂劣質的商業化的設施。在香港,商業化的公眾服務往往遜於公營的公共服務的品質,是因為本身不可靠的大小外判商受委託(只想榨取公帑的;他們本身也極度強化勞動和更加剝削工人,因此怎能提供優於政府的公共服務品質呢?),規管不足,欠管制,甚至存在條例漏洞。在民生方面根本看不到商業化公共服務的品質和成效。香港市民的民生每下愈況。貧窮率也歷年逐漸惡化,這樣哪有所謂商業模式的優勢?究竟帶來了什麼改善? 我們在此看到的是往外判的公共服務方面強化勞動和剝削工人的社會惡循環而已。結局是根本幫不到民生改善的劣質社會服務。從中獲取最大利益的則是搞官商勾結的奸商而已。這個就是所謂‘優化’。


第三章 私人住宅 危機重重


就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中,除了地產霸權的壟斷資本逆權佔地之外,在媒體方面最被掩蓋的是所謂危樓問題。這個問題的盲點是,即使增加土地供應,也並不意味著自動化地消除全港已超過50年樓齡的危樓問題。這就是市民思考地產霸權問題時的重大盲點


顧汝德簡略地概括了房地產的歷史變遷:


The over-crowded, insanitary, three to four-storey tenements built before the Japanese invasion in 1941 were being replaced by large-scale, multi-storey developments. In 1959, a prototype of the skyscraper blocks that were to define the future Hong Kong landscape came on to the market. It contained nearly 1,000 residential units averaging just over 500 square feet each, and it became a standard model for Hong Kong homes. The boom accelerated in the 1970s and continues, almost uninterrupted, until the end of the century. (34)


1959年左右現在的地產霸權寡頭開始大力著手房地產業,並且1970年代的興盛期也是他們取代既有的英國洋行寡頭的年代,甚至隨後被人為操縱的房地產價格持續高企到今日。正像劏房問題一樣,危樓問題也是地產霸權問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致命的一點是這些當時和現在建造的樓宇設計是根本沒有考慮50年以上的居住, 即預設的樓齡只不過50年而已。再加上,危樓的統計調查往往涵蓋得不夠,其準確性也可疑。雖然港府在2006年從一旦民營化的公屋管理(維修和管理樓宇的基準瓦解)恢復了其對公共樓宇的直接管理,但是私人樓宇方面的管理仍然被放任,如「自願樓宇評審計劃」是因為港府沒有公眾的信賴。這個跟任何問題的調解以及在投訴處理上的港府廢官作風一樣,自願性是欠法律拘束力,任由資方處理的意思。所謂私人/個人在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法制中,主要意味著資本家階級


面對香港的土地和房屋問題時,就會發現管轄土地和房屋的政府單位不少以及糾纏不清。這也必然帶來了責任所在的模糊行政失當管理不善的後果。


The government's reluctance to get involved also reflected maladministration, notably the absence of clear lines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serious overlapping of chains of command. In 2009, there were three separate policy bureaux, five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two public agencies involved in housing and land issues, a daunting display of administration confusion. (35)


誠然,土地房屋領域的行政機構需要重構,以明確責任所在和優化效率。本章節和本書最重要的命題之一如下:


Donald Tsang could not ignore the new public mood, and his Policy Address in 2010 admitted increasing the building supply was not enough. Rehabilitation of the existing stock should be given a new priority. (36)


曾蔭權在此問題上說中了極為準確的一點。不過,令人最驚訝的則是如今香港民營和官方媒體都抹滅了曾蔭權及顧汝德的論點,甚至退步到孫九招的地步及其水平。換言之,一昧地認為只要增加土地供應,一切問題都就自動化地得以解決。如此忽視了增加土地和樓宇供應所隱含的危樓問題的地雷。不難預料,正像在2018年當時一樣(全港40%的樓宇屬於半世紀前蓋的危樓),在現有的寡頭壟斷資本模式(oligarchic system)之下,即使增加了土地和屋宇供應,也會必然埋藏未來的危樓/樓齡/樓宇壽命問題。換言之,市民購買自己的物業後,還是會有結構性的樓齡/樓宇壽命問題


顧汝德慨嘆,港府依賴商業化模式試圖解決或緩和危樓問題的屢次失敗證明了全港公私樓宇的維修和管理政策單靠商業模式是不可行的。


The URA and Operation Building Bright, however, had uncovered clear evidence that the challenges of managing and maintaining Hong Kong's very mixed housing stock were beyond the capacity of free market forces. (36)


誠然,地產霸權不僅要消費者付出法外的極高樓價,也透過短樓宇壽命的結構性設計逼迫市民去將來購買其他新的樓房樓宇。如此寡頭壟斷資本根本不為市民的安居樂業著想。

香港樓宇在2016年前都毫無樓宇管理和維修的專業資格/基準/準則之類的。之後,有關樓宇的管理和維修的法定專業資格/基準/準則仍待廣泛落實,不過其內容還是不夠嚴緊。已過了半世紀了,實在太遲了。


《建築物管理條例》(1970年)仍是漏洞百出,根本無法確保樓宇管理的透明性以及杜絕樓宇維修領域的業主,官商勾結的詐欺案。此類事件新聞不絕的事實足以說明條例和執法層面的問題。不難看出港府不是沒有計劃,而是根本不想立法規管有關問題。《物業管理服務條例》(2016年)也是充滿法律漏洞的,甚至欠普遍應用性和拘束力。任何法律漏洞是合法化不法之徒的舉措。光是屋宇管理和維修服務的危機處理(危樓問題)也是個沈重的房屋/地產霸權問題之一。這也蠶食和損害港人民生品質的壟斷資本的弊害之一


顧汝德就危樓問題的結論如下:


The government's austerity policies combined with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llowed the rise of corruption and malpractice in the property and land sectors. Public complaints were ignored or minimised even by ICAC. (37)


這也說明了回歸後的港片中所塑造的港府英雄形象是多麼得遠離現實及其脈絡。


第四章 從寮屋到貧民窟


雖然顧汝德並沒有直接點名批判地產霸權,但是面對‘地產霸權不存在論’,我們都需要清楚地知道地產霸權寡頭壟斷資本的存在以及哪些集團到底是所謂本港既得利益勢力


TVB報導了財經雜誌《福布斯》的香港富豪榜,這就是地產霸權,寡頭壟斷集團的最佳名單:


長和系創辦人李嘉誠事隔一年,以逾2,700億元再次成為《福布斯》香港富豪榜的本港首富。


去年疫情重創本港經濟,但受惠於港股表現向好,財經雜誌《福布斯》的香港富豪榜中,五十個富豪的整體財富仍升逾百分之7,至3,310億美元、折合逾2.5萬億港元。


疫情帶動「宅經濟」崛起,長和系創辦人李嘉誠亦因此重奪本港首富之位。他持股的視像會議軟件Zoom,過去一年在美股股價大升逾3.8倍,帶動李嘉誠身家亦上漲兩成,以354億美元、相當於逾2,700億港元,登上香港富豪榜榜首。


去年排名第一的恒地創辦人李兆基回落至第二位,財富維持與去年相若。周大福主席鄭家純家族的財富,期內升逾百分之6,以221億美元排第三。


受惠手機屏幕需求帶動,伯恩光學創辦人楊建文和林惠英夫婦排名由第十位,躍進至第四位,身家大增1.3倍至186億美元,是財富增加得最多的富豪;銀娛主席呂志和家族身家亦增加一成半,穩守第五位。


雖然整體財富上升,但榜內五十個富豪中,過半身家都「縮水」,當中逾一半都是從事房地產行業。去年排第四位的華人置業前主席劉鑾雄身家「縮水」兩成,以135億美元跌至第八位。(38)


有幾個重點,那些本港地產寡頭經歷黑暴和疫情之後,即使本港GDP創下負6.1的成長,他們的財富也大增了。貧富差距的富裕的一端如此從本港災難中獲取了巨額盈利。這與貧富懸殊的貧窮的另一端有天壤之別。這就是社會動盪的溫床。此外,上榜的本港50名的大資本家中,一半以上都是地產商。這足以構成地產霸權的概念及其外延。


香港在所有的先進經濟體中,其貧民窟的增長最嚴重。同時,一旦購買的居屋的安全性和舒適度也成了極為重要的房屋問題之一。三無大廈問題在疫情中造成了社區爆發和播毒群組,因此三無大廈也淪為欺貧怕富的強制封區病毒檢驗的瞄準對象了。並且,東方日報在2021年3月10日報導了正合乎本章撰述議題的新聞:


三無大廈問題一籮籮非新鮮事!石屎剝落、火警隱憂、垃圾囤積,疫情下更恐成播毒源頭,全因沒有業主立案法團監管,但負責協助大廈業主成立法團的民政事務總署,在去年被審計報告點名批評推行計劃9年成功率只有14%。政府帳目委員會委員今(10日)炮轟政府豪花1.37億港元才為536個法團,成績差強人意,民政署一開始捍衛承辦商,指工作符合訂下目標,對其「差劣」工作「滿意」,又辯稱業主年老難以聯絡,若加強罰則會令市民更抗拒等,直至委員狠評代表「遊花園」,又斥三無大廈潛在火警隱患,猶如計時炸彈等問題,民政署代表最尾才跪底,承認計劃有改善空間,會在恆常化後嘗試提高目標。


審計報告在去年11月提到民政事務總署委聘承辦商協助「三無大廈」業主成立法團,計劃推出9年來,只為全港5255幢「三無大廈」中的536幢成立法團或恢復法團運作,整體成功率只有14%。政府帳目委員會就民政事務總署協助大廈管理的工作展開公開聆訊,會上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開始時指,管理私人大廈是業主責任,經過多方面的努力,「三無大廈」的數目持續減少,由2011年約6 600幢,已減少至2020年年底大概只剩約4 900幢,他解釋未能成立法團的大廈,住戶多為租戶、年老業主、大廈涉及多份公契、或面臨收購。政府代表多次指,承辦商已經達標,對其工作滿意。


委員會主席石禮謙批評政府公布承辦商百分百超標完成,是因為首兩期的目標只是99幢大廈,至第3期才增至105幢,形容目標低,成功率自然高,但整體來看只有14%,又斥徐英偉在「遊花園」,未有實質回答問題。謝偉俊憤斥政府計劃實施9年,花了大量公帑,但成效如此低,「係咪三無永遠係三無,水位係咪無得提高?」他質疑是否應取消計劃。徐英偉其後才改口指,當時認為是合理指標,又指當時只屬試驗計劃,指地區上認同要計劃要延續,往前向認同數字要提升。


邵家輝狠評「三無大廈」對香港市民是炸彈,政府本意是投放資源去協助成立法團,結果成果不好,住戶又不理睬,認為有需要修改法例提高成效,另劉國勳同指能否加強罰則來提升阻嚇性。民政事務總署署長謝小華解釋,現時透過《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提供法律框架,讓大廈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法團),但由於《條例》有「先天不足」地方,早年是希望以互助性質成立法團,未有涉及維修問題,而且《條例》列明要遇上非常嚴重的「危險」才可由政府介入。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2)王秀慧補充指,《條例》下一直以來是勸喻方式,將來會修例加強罰則,但代表提出法團人士都是義工,若要負責會更少人願意擔任角色。政府於下半年公眾咨詢,推出其他配套計劃,協助「三無大廈」改善喉管、消防系統等樓宇安全(39)


本書出版的2018年以來危樓問題都根本沒有得到改善,簡直是沒事做,港府還把三無大廈問題的解決又拖延了。甚至,所謂危樓/樓齡問題絕不限制在所謂全港5255幢「三無大廈」。


顧汝德回顧港英時代本港居屋問題:


Public housing finally ceased to be an emergency policy in 1980s and was transformed into an efficient, well-planned, well-resourced and high-priority government programme. But the actual living standards they provided were still barely adequate. (40)


當時也是,居屋品質依然也是個沈重的課題。再加上,不僅港府減少了土地供應,地產霸權也刻意減少樓宇供應來抬高身價,價格和租金的伎倆也一直以來都沒變。在解決此問題的道路上促進政府與地產商之間的競爭是個正確的政策方向。


The removal of government 'competition' would then secure developers from the astute pressures on the property market which Tung's deflation would cause, it was argued. There was a political dividend for Tung personally.


The real estate magnets ha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with the nation's leadership and with the Chief Executive Selection Committee and Legislative Council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representatives. Tung would need their backing for re-election as Chief Executive in 2002. (41)


這段引述部分最概括了整個香港政治經濟是如何被地產霸權及其人員掌控的這也同時關係到中港關係和中共官員的貪腐問題。當然,在此他們掌控的人員包括藍黃,敵對雙方的政黨和不同機構部門的官員等都是相當全面的。這並不像表面上的藍黃政治劇場舞台劇,這才是真正的本港統治階級的政治運作模式,也就是他們真正的政治行為。有關這個差別,要醒悟到。


四位歷代特首中,除了董建華的八萬五政策以外,並沒有突出的正確政策方針,這四位特首都有不同的公關技術水平,但是都盲從了商界及其營商模式。不過,商業模式和市場經濟自動解決社會問題了嗎? 只看「三無大廈」問題,其回答也十分清楚。


在實際上,沒有政府干預和公共政策,市場本身,個別資本家都不會自動化地去管社會問題的,反而它們的貪婪導致更多的社會糾紛,惡化和阻礙解決問題。打壓異己,篤灰文化和暴力都是這個產物。分化和管理勞動者階級是透過製造政治二元對立和雙方的暴力傾向來運作的。記得任何分化勞動者階級及其家庭的意識形態絕非社會主義(聯合勞動者階級)的,而是反動的。

下一句話,最簡略地表述了香港的所謂市場所做的唯一件事。即各種情況的剝削


Hong Kong's free market knew just how to exploit the situation. (42)


甚至,發展局的等候公屋的時間數據本身往往糟操縱而不可信,再加上港府並未為等樓戶口提供另類居所的後果是,根本不合乎人的基本居住條件的所謂劏房及納米樓(subdivided units; SDUs)的猖獗。這個決不稱得上樓宇供應,而是奸商的騙局。


第五章 土地儲備大缺失


這章談的是自從董建華的緊縮政策實施以來,港府將全港30%的土地儲備的控制權拱手讓給地產霸權寡頭的整體過程(全港土地的僅有10%以下的土地被用來居住)。四屆特首和政府團隊都基本上沿著這個毀滅的道路施政了。誠然,這不僅遠遠遜於港英殖民政府,也喪失殖民時期政府所擁有的土地儲備的控制權。其實,地產霸權要的正是掌控港府土地儲備的控制權,一切為此寡頭資本家們的神聖目的,而他們以龐大的資金來組織政治/媒體勢力,社會運動及其領袖和滲透建制。


令人驚訝的是,土地儲備富裕的香港政府施政下,土地缺失的狀況卻一直等到2015年運輸及房屋局的施政報告(年度發展報告)才較全面地揭露了。


以下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今日(一月十六日)在介紹二零一五《施政報告》中環保和保育、房屋土地與交通運輸措施的記者會上的開場發言:


  當前房屋問題嚴竣。因為過去的規劃和開發實際上追不上經濟發展和新增住戶的增長趨勢,導致近年結構性供不應求

  要逐步但徹底地改變現狀,我們必須官民一心,多管齊下增加土地供應、增加房屋供應,因此,「供應主導」是政府在去年十二月公布的長遠房屋策略(長策)的核心。再者,鑑於當前私人樓市樓價和租金都是高企,我們不能不多倚賴資助出租和出售房屋去回應中低收入階層市民的房屋需要,因此,長策提出傾斜於公營房屋供應,新建房屋當中公私營比例定為「六四之比」。

  按照最新的房屋需求推算,政府已經宣布以480 000個單位作為二零一五/一六年至二零二四/二五年度十年期的總房屋供應目標,當中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為290 000個單位,包括200 000個出租公屋單位及90 000個資助出售單位;而私營房屋供應目標為190 000個單位。

  要達成480 000個單位這個總房屋供應目標,無疑是一項巨大挑戰。各個政府部門會加強協調優次,做好規劃及社區配套,全力增加土地供應。稍後發展局局長會向大家介紹短、中、長期增加土地供應的措施。

  開發規劃土地、諮詢社區和建屋皆需要時間,面對當前的短缺,我們沒有魔術棒能點地成屋,即時解決所有問題。但正如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所講,本屆政府有決心、有信心、有能力逐步扭轉供求失衡情況。問題當前,我們既不能因循鬆懈,迴避決策及取捨,但同時也不應藥石亂投、憑感覺行事。

  要解決房屋問題,除持續加大加快供應外,別無捷徑。我希望社會各界和各區區議會都能以整體房屋需要為先,在土地開發和改劃等問題上持開放態度,支持落實長遠房屋供應目標。現時住在環境比較好及已經入住公屋居屋的市民,也請你們多關注仍然住在劏房及居住環境惡劣的家庭,他們的「上樓」需要,大力支持公屋興建。(43)


不幸,說是一套,做是另一套。所謂目標數據只是公關,也只不過是仍然遠遠不達標的可能性的數字而已。不過,只要喊喊口號,擺個‘正確’姿態,土包子的內地官方就普遍輕易埋單,繼續盲目放任不管港府廢官失政。結局就是今日香港的社會大倒退和頹廢不堪的爛攤子。


顧汝德指摘本港壟斷資本地產寡頭的政治目的(真正的政治色彩)是什麼:


The property developers lobbied successfully for the authority's land bank to be liquidated. (44)


簡言之,地產霸權寡頭要掌控港府的土地儲備。為此享受土地房屋特權的原居民土豪也是地產商的政治夥伴。因此,香港社會在土地房屋問題上本來並非平等和公正的社會結構。顧汝德概括了原居民的問題及其特點:


......a powerful constitutional status from 1997 that went far beyond their true social or economic importance. ......


They wanted to be left free to develop local land as best suited their personal commercial interests, as they had done before 1997, and they felt entitled to disregard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s to protect amenities and safeguard the environment. ......


'Male indigenous villagers' were given the right in 1972 to build a small home on village land or, for a concessionary price, on government land. (45)


懼怕遭受村民集體抗議的當局不僅漠視新界村霸所造成的土地亂象,種種違法行為,也甚至掩蓋統計,搞選擇性執法(港府本身的執法/守法意識已被削減了),拖延調查和執法,提高取締門檻(證據的基準),限制事實資料,法律漏洞(罰則過輕;無拘束力),資源和人手不足都不能是所有的理由。只能作出評論的申訴專員公署對地政署的批評往往被忽視,而一再重演。原居民本身的特權也構成社會不公,當局對此違法行為敷衍塞責也構成額外的,多層次的社會不公。


最佳的例子是梁振英政府在2016年新界建築用地供應的複雜計畫遭受村民/反對派抗議一事。港府(陳茂波當時擔任發展局長)在此處理上犯下了些致命的錯誤:


A flood of information was leaked about dubious measures taken to try to buy off influential New Territories personalities who oppose the government's plans. ......


(Paul Chan / 陳茂波) :


There were ample sites coming forward, he insisted. In fact, the government had to take steps in 2016 to avoid offering too much land for sale, he added, for fear that the property market might become nervous. (46)


現任財政司的陳茂波如此服從了地產霸權的意志。這也證明了作為上層建築的官僚機構的獨立性是個假象,它還是基於經濟基礎(生產樣式),即依存於商界的。這就是典型的港府官僚的社會意識,他們始終擔心的是商界反應


顧汝德在此引述的梁振英的一句話尤其是最重要的,我們市民思考土地房屋問題時都絕對不能夠忘記的。


The failure to provide an adequate supply of building sites was inexcusable.


As Leung Chun-ying had rightly stated in his 2012 Election Manifesto:


'Hong Kong is not short of land.'


But Chief Executives and their ministers grossly mismanaged this asset, mainly through knowingly allow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be ignored. (47)


香港土地絕非自然地缺乏,而是被‘缺失’的。香港地區總領土的僅有10%以下的土地用來居住而已。


第六章 學子被市場魚肉


香港的教育環境及其制度並不理想。成千上萬的合資格學生不得進入大學,而被迫讀私營機構的副學位或些協會的職業課程及其認證,甚至其學費比大學學位課程更加昂貴,然而在勞動市場根本不被認可,而沒用。這證明了所謂市場力量根本沒有解決社會問題,只會惡化。四屆港府都漠視了教育界的結構性貧富差距,並任由企業去魚肉學生。雖然林鄭月娥揚言為此問題投資,但是結局根本沒有改變其結構本身。這也正是加劇本港學生的反中反共情緒的原因(深層次矛盾)之一。所謂‘港獨’只是由內外部統治階級扭曲和利用這個既有深層次矛盾的結果,而其本身不是社會動盪的真正的物質本質,其實,它只是被廢官,政客,媒體妖魔化了的深層次矛盾(階級矛盾)的現象之一。換言之,如同官僚機構的獨立性一樣,它的獨立性也是個假象,根本離不開經濟基礎。


像種族,性別,政黨立場(顏色政治),性傾向,宗教,環保議題等等,這些都是由統治階級用以分化和管理勞動者階級及其家庭的典型階級武器。意在抵制階級鬥爭,捍衛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

根本不理解香港內部問題的中央和捍衛既得利益的港府之間的矛盾在此教育問題上也凸顯了。顧汝德指摘‘愛國愛港’的教條被港府用來掩飾深層次矛盾的事實。


In fact, Tsang's annual Policy Addresses had only one serious educational goal from 2007 onwards: patriotism and how to teach it. 'President Hu Jintao had earnestly advised that ''we should put more emphasis on national education for the youth in Hong Kong''', Tsang told the legislature, ''so that they will carry forward the Hong Kong people's great tradition of loving the motherland and loving Hong Kong''', but setting a new priority for fostering the loyalty of Hong Kong's youth to the nation did not justify ignoring shortcomings elsewhere in the curriculum. (48)


港府的施政亂象不絕,比如,1997年到2008年間400間學校禁止用英語教書,而不針對菁英和私營學校實施;削減教育界的經費預算;供不應求,不與人口增長成比例;以長達數年的公眾/專家諮詢方式拖延著手解決問題,把被排擠的本港學生送往內地中等大學(如華僑大學)等等都跟其他領域的結構性問題具有共同點,是因為引入了商界控制經營的施政模式。顧汝德在2018年精確地概括了本港學生畢業後的整體現象:


Many higher education graduates cannot find jobs with a salary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qualifications or jobs that offer a clear career structure. (49)


......Their employment would depend on finding jobs for which not even an associate degree was necessary. (50)


目前教育局推動的愛國國民教育改革也不是新的,也仍然忽視了副學位問題(不是簡單地進不了大學的問題;他們都基本上是及格的)。有關勞動市場方面,即購買勞動力的企業方面也尚未改變。就此,顧汝德的結論實在是精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