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yota Nakanishi
- Jan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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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Intelligence Report #23 一產專制的香港：什麼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駱惠寧 Luo Huining and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Updated: Oct 1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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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Intelligence Report #23 一產專制的香港：什麼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駱惠寧 Luo Huining and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PHOTO FILE: 什麼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What is Hong Kong's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 ©Ryota Nakanishi

深層次矛盾的概念 (三大方面；共五點)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共有五點，遍及香港的經濟、政治和民生三大方面。

溫家寶在2010年3月14日說，

第一，如何發揮已有的優勢，繼續保持和發展香港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中心地位；

第二，如何結合香港的特點，發展優勢產業，特別是服務業；

第三，要利用香港毗鄰的優勢，加強與珠三角聯繫，內地的廣闊市場、內地經濟的迅速發展是香港今後發展的潛力所在；

第四，香港人要包容共濟、凝聚共識、團結一致，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他說，香港今後不僅會在經濟上還有很大的發展，而且，還會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政治；

第五，溫家寶特別提到：「還有兩點不要忽視，一是注重改善民生，二是發展教育。」

依照2020年的觀點來看，當時溫家寶暗示的是應善用香港既有優勢的，產業轉型，本地能吸收內地經濟發展果實的，與內地大灣區經貿整合，以及終結香港內部政治矛盾損害國家和本地利益的，民生改善，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

如上所述，深層次矛盾的概念涵蓋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不過，溫家寶並沒有提及到底誰造成了深層次矛盾。深層次矛盾不只是人民內部矛盾，也已經是中國最嚴重的敵對矛盾了。因為深層次矛盾的概念本身是涵蓋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所以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方法理所當然地涵蓋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這不會有只解決政治制度問題的適當方法，也不會有只解決經濟制度問題的適當方法。香港既得利益者們只想要把它扭曲為奪取全面管治權的敘事和手段。他們只要以雙普選來搞實質港獨。

從一國兩制下的港英殖民地應轉化為一國兩制下的中國香港

改變選舉制度是次要的，也根本不會改觀。香港真正需要的則是全面性的去殖民地化，去殖民化，去壟斷資本化的果斷改革以外無法去除深層次矛盾。同時需要以中資推進產業轉型和重構香港的統治階級才是必要的措施。最後從一國兩制下的港英殖民地轉為一國兩制下的中國香港。

誰需要阻礙中國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阻礙產業轉型的是地產霸權所體現的一產專制的香港社會統治階級，阻礙順利分配經濟發展果實的是需要僵持和擴大貧富差距的，由地產霸權所體現的一產專制的香港社會統治階級，阻礙中央政府對港有效施政的是地產霸權所體現的一產專制的香港社會統治階級，阻礙解決民生問題（造成和需要維持貧富差距）的是地產霸權所體現的一產專制的香港社會統治階級，阻礙愛國教育（戀殖民媚外）的是地產霸權所體現的一產專制的香港社會統治階級。

買辦，外部勢力，地產霸權和港英餘孽的合作是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毒品販售和暴力組織的黑道也屬於反中反共組織。反中亂港是強大的經濟和社會霸權投資和經營的事業，離不開統治階級的策劃和不斷謀利的政治經濟陰謀詭計。絕非合乎草根無產階級利益的階級事業。

2019年9月4日新華社發表的題為《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的文章，香港既得利益統治階級的政治代表之一，支持黑色反對派的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認為這大概代表了中央政府的看法。

除了滲透建制的香港01之類的變種以外，反對派媒體普遍認為所謂深層次矛盾是缺乏政治改革，即缺乏所謂真普選/雙普選。這觀點的建制派陣營代表是林鄭的選舉顧問，香港總商會主席夏雅朗。他們認為深層次矛盾是上層建築的問題。

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在2020年1月6日發表的題為《解決深層次矛盾，只欠決心》的文章則只不過是其論調的變體，即他曖昧地認同深層次矛盾本身是屬於經濟民生層次的，然而其解決方法是政治改革，即所謂真普選/雙普選。他特別強調了香港沒有執政黨與反對黨輪替組成政府的機構，它僵化了特區政府專門服務既得利益的長期趨勢。他把問題歸結於上層建築，即政府的產生辦法，而不是寡頭壟斷本身。這論調明明也是服務七個月黑色暴動所代表的既得利益的訴求和主張。我們看到了此兩種港英餘孽，地產霸權既得利益勢力的說法。

的確，上層建築確有問題，行政與司法都有港英餘孽所滲透，並搞無間道。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也是港英餘孽右派的建制派的典型人物。其本質和主張與港英餘孽左派的反對派沒有差別。選舉制度本身的改革並不等於民生改善，看台灣在1996年3月23日實現了總統直選制度後，從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一直到蔡英文卻都是犧牲基層的新自由主義的推手。

一產專制/一產霸權的香港

香港在壟斷資本的經濟基礎上，改變選舉制度的後果只會是壟斷資本的一產專制，比現狀更讓壟斷資本將徹底掌握香港管治權，淪為實際上的港獨狀態。香港特產的買辦們都會有機會從中國奪取香港的命脈。別忘記香港在政治經濟上仍處於1949年解放以前的世界和心態。戀殖民地時代的病態尤其貫穿了教育和媒體。誠然，選舉制度本身的問題是次要的，除了想要奪取全面管治權的寡頭壟斷和買辦以外，並非優先的議題。

在物質上，困擾香港勞動者階級的不是選舉制度，而是壟斷資本所造成和僵持的持續惡化的貧富差距。不過，容納和服務壟斷資本的上層建築也是構成貧富差距的一部分，高樓價政策，不發展棕地，而為地產霸權搞明日大嶼的政策就是服務地產霸權的。土地供應不足以外，建設公屋速度遠遠落後，土地供應後還要花好幾年才建好一棟公屋是失策的，根本無法，也無心回應已經失衡的需求和購買能力。香港與內地合併以增加土地的想法散見，與大灣區整合會帶給香港紓困等見解也散見，不過，都不會涉及到解決壟斷資本的香港問題的內因。紓困並非斬草除根。

香港最大最強的反共反中社會勢力不是個別的反對派議員，而是只有富可敵國的壟斷資本而已。

新華社在其文章《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說：「修例風波的背後有着一些香港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問題。這些經濟民生方面的矛盾成因複雜、長期未能解決，積累成巨大的社會問題。」

很多青年眼中，未來缺乏亮色，都說青年人代表未來，但在很多香港青年眼中，未來缺乏亮色。

已滿35歲的司機小鄺酷愛摩托車，每到週末都會駕駛著大功率摩托車在郊野狂奔，這時候的他豪氣勃發。但一談起未來，情緒就低落下來。“未來，我們有未來嗎？”沒有房子，與家人擠住在一起，談了多年的女友無法結婚，生兒育女的念頭早已沒有了。租房？30平方米房子月租金動輒八九千港元，小鄺每月進項不過1.5萬港元左右，如何能租？至於攢首付買房，更是想也不要想。你攢錢的速度絕對比不過房價上漲的速度。

對比一下香港房價上漲幅度和收入上漲幅度，可以看得很清楚：目前，香港不同區域、房型價格不等，但絕大多數都在每平方米20萬港元以上。而月收入呢？一位市民向記者表示：“20年前，大學畢業生就拿一萬港元了，20年過去，漲到一萬二、一萬三，這20年，物價漲了多少？算上通脹，大學畢業生實際是貶值的。”

按國際勞工組織2018年的數據，從2008年到2017年，內地的實質薪資成長率達8.2%、澳門1.6%、韓國1.2%，台灣的實質薪資成長僅0.2%，香港甚至落後於台灣，只有0.1%。而從2004年至2018年，香港房價漲了4.4倍。

正是房價高漲、薪金收入停滯，導致香港自有住房比例下降，從2003年至今，香港的住房自有率從53%下降到48.9%。這個數據的背後，是財富更加集中，是多少青年自有住房夢破滅。

政治，經濟，民生的深層次矛盾問題都是三位一體並不只限於其中一個領域

上述明確地概括了外部勢力和反對派隨時可以發動暴亂的溫床，民生領域的深層次的矛盾即房價高漲、薪金收入實際減少。這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勞動問題。本港勞動權益的不足助長了低薪金，低社會福利與房價，物價高漲之間長年嚴重失衡，甚至每下愈況。同時這不僅是經濟領域的跨行業集團的壟斷資本問題，也涉及到服務和庇護壟斷資本的政府，司法和媒體的問題。政治，經濟，民生的深層次矛盾問題都是三位一體。並不只限於其中一個領域。

香港的所謂建制派媒體，如大公報=文匯報的評論追隨了上述觀點。其實，暴動不是為了買樓，有無樓房都不是暴動的訴求，的確，暴動的訴求本身不是勞動者階級的階級訴求，而是為了已經有好幾棟豪宅，愛炒樓的統治階級所訴求的奪取政治經濟霸權的顏色革命，外部勢力政治利用其香港內部矛盾，反中反共統治階級的心態和長期對中策略而已。問題的主軸還是在於內因，內部的深層次矛盾，即造成深層次矛盾和中港矛盾的既得利益勢力。在此只看外部勢力的片面的反帝論調極為愚蠢，反而庇護了內部勢力。

大公報的時事評論員溫滔淼在2019年10月25日以題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在哪？》發表了與新華社一致的看法。

階級矛盾日益尖銳、階級流動性越來越低，才是香港的本質性矛盾，「有沒有樓」只是使到矛盾激化的一個因素。為免遭到敵視，部分既得利益者才需藉着亂港派、部分媒體乃至是所謂「學者」之口，轉移群眾視線，使到不明真相的市民，以為「身份認同和捍衛核心價值」是問題根源。若非如此，身處上層階級的沈副教授又何需一再跳出來，重申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不在於「有沒有樓」呢？

盲點：反帝論調以及反地產霸權論調都避開了對資本主義本身的批判

在階級社會，階級矛盾當然是敵對矛盾。溫滔淼的論調也避開了直接抨擊壟斷資本和服務壟斷資本的貪腐官僚。階級流動性的問題，即貧富差距僵化的問題是政治經濟問題。那也是結果，原因則是資本主義本身以及其畸形現象的本港壟斷資本。反帝論調以及反地產霸權論調都避開了對資本主義本身的批判，而只批判資本主義的特殊現象，即地產霸權的跨行業壟斷資本。連這個也很難做到。

香港建制，反對派媒體如何對駱惠寧擔任中聯辦主任反應了？

如果要知道地產霸權的心聲，就最好看地產霸權擁有股權或收購廣告服務的媒體如何為統治階級報導新聞。

作為美帝媒體之一的Yahoo香港理所當然地站在地產霸權的立場。在2020年1月7日刊登了雅虎專欄作家李鴻彥專欄，其實李鴻彥是反對派立場新聞的。立場新聞介紹：

ASIAM 數據分析及策略總監，鏡子裏的陌生人，較常呈現的是過去現在於《新報》、《文滙報》、《明報》、《信報》及《now 寬頻電視》的打工仔身份，輔以筆名爬格的專欄作家身份，偶爾文藝，戲書相畫劇。對看似複雜乏味，被稱為憂鬱科學（Dismal Science）的經濟學興味盎然。以普選評議員身份肩任學生會評議會主席的大學年代，明白立法、行政、仲裁與傳媒四權分立相互制衡的重要，被第四權灌溉成長、分裂的陌生人。

《信報》及《now 寬頻電視》都是李嘉誠的媒體。雅虎專欄作家李鴻彥以題為《駱惠寧「硬搞」地產霸權》寫道：

駱惠寧治下將山西省的收入多元化，打破以往政商均過份依賴煤企的習慣。截至於2019年上半年，山西省的地區生產總值（GDP）達8357.65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7.2%，較全國的6.1%高出0.9個百分點，亦遠超山西省全年及半年預測的6.1%及6.7%。特別的是山西不再依賴煤炭生產或加工，山西2019年上半年的GDP，第三產業佔比達54.4%，遠高於第二產業及第一產業的42.8%及其2.8%。山西2014年全年的GDP，第三產業、第二產業及第一產業的佔比分別是44.5%、49.32%及6.18%。

若大家將他的管治理念套用在香港，便能捉摸得到他的管治套路。儘管我極不同意、儘管我可以舉100個例子反駁，但官方媒體如《新華社》、《中央政法委》以至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在內的部份中央意見，幾乎將一切社會問題悉數歸咎於地產及住屋問題。有關聲音認為，「反修例」風波背後的深層次根源是房屋問題，特別不點名批評既得利益集團囤利牟利。

其實這種針對地產財團的所謂深層次矛盾，還包括他們早認定地產財閥的有形無形之手早伸進政治圈，嘗試挑戰「一國兩制」及黨中央的威權管治。山西靠煤礦「創造」中央眼中富可敵國、威脅政權的「一煤獨大」問題。

同樣地，中央眼中不少香港財閥靠地產「創造」中央眼中富可敵國、威脅政權的「一產獨大」霸權問題。駱惠寧空降中聯辦主任，最大的任務就是要「一手硬」要建制派重新歸隊，「一手硬」要重整香港政商均過份依賴地產的習慣，明白未？

李鴻彥的論調最適合香港01。他個人極端不願意將壟斷資本認定為造成暴動溫床的內因。其主觀性在於過分片面地強調中國政府將深層次矛盾歸結於有無土地房屋的問題。這只會有助於中共打地產商的反共論調。非常適合香港01！

其實，中國政府的深層次矛盾的概念並非只針對地產霸權，也涵蓋滲透文化，教育，行政，司法領域的買辦，港英餘孽，外部勢力，反中亂港媒體，教育機構，反中反共邪教等等。李鴻彥的如同香港01般的論述與石禮謙的所謂打大地產商之說都完美一致。其實此論調也掩蓋了服務地產霸權的港英餘孽和外部勢力滲透的所有的社會領域。這也是片面的反中反共政宣的論調。

目前最好的香港愛國之聲是由東方日報的評論員陳文鴻所代表的。在2020年1月7日，陳文鴻在東方日報，以題為《臨危受命》寫道：

從駱惠寧以往的政績，可以看到他在中聯辦的工作重心。一是反貪腐，進一步清理內地過往二十年大貪腐對香港造成的禍害。建立反貪腐的香港愛國陣營，一如他在山西處理當地塌方式的貪腐。

二是推動香港經濟升級轉型。特區政府不做，受制於既得利益者。駱惠寧則策動香港中資機構去做，作領頭示範，帶動中小企業及港商去做，也從側面給特區政府壓力。

三是扭轉統戰的失誤與輿論的失敗。擴大統戰的對象，建立有效精幹的媒體和輿論力量，支持反貪腐和經濟轉型，使之能着實推動起來，也反過來在輿論和社會支持方面擴大影響，重建基礎，爭取中間群眾轉向。

這些工作重心是切中時弊，早已有共識，只是執行乏力，致貽誤至今，且看駱惠寧能否突破。

誠然，過去站在香港和中央之間的中共官僚們維護了香港反中反共的既得利益者們。與港英餘孽合作的貪腐官僚們的問題並不會是簡單地換中聯辦主任就可以解決的。22年的統戰失敗，反而被統戰的後果就是2019年開始的黑色暴動。甚至，不像俄國媒體，內地官方媒體和本地所謂建制派媒體都太過於官僚主義化，根本不敵英美主流媒體的水軍，政宣技術，深度，魅力，網路霸權，滲透力和傳播力。最愚蠢的是官方和建制派媒體內部都被反中反共勢力的人員所滲透，一直無法發揮應有的效果。最佳例子是香港電台。

實際上，駱惠寧並非臨時調派的，也不是轉任，而是既定路線。駱惠寧同時是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也是中聯辦主任。

2019年11月30日，到齡退休，駱惠寧卸任山西省委書記。

12月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任命駱惠寧為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020年1月4日，駱惠寧擔任中聯辦主任。

而且，駱惠寧個人已經離開了處理山西省的一煤霸權時的團隊，目前的中聯辦仍然是長期不作為的前任王志民的團隊。1992年以來與本港既得利益者交往的王志民根本沒有做事，因此免職是必然的。

只換中聯辦的主任仍然不足以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應當把大批中央的工作團隊也調派到駱惠寧的中聯辦才可望突破僵局。不過，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對NED的制裁一事證明了中央機構在香港孤立運作的困境，即特區政府並沒有協助外交部對NED的制裁。2019年12月16日大公報報導：

FILE PHOTO: December 10 NDI Meeting with the opposition leaders. Image: Ta Kung Pao

12月10日晚，即泛暴派舉行「世界人權日」遊行後兩天，大公報記者發現NDI亞洲區高級項目經理Adam Nelson現身香港，進一步落實米德偉的指示。Adam Nelson聯同國際特赦組織亞洲區倡議與政府關係專員DO Yun Kim，在中環文華東方酒店密會李柱銘、李卓人及吳靄儀，同場還有美國威爾遜中心研究員、公民黨前身「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曾任港大法律學院教授的戴大為（Michael C. Davis），以及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研究中心主任、「大鱷」索羅斯旗下顛覆工具「開放社會基金」前東亞項目總監Tom Kellogg，此人多次與違法「佔中」搞手戴耀廷任職的港大法律學院合辦活動。

七人坐在文華東方酒店餐廳較隱蔽座位，兩側有屏風遮擋，討論「香港發展」雲雲。三個縱暴政棍發言時，DO Yun Kim和Tom Kellogg特地拿出紙筆記錄。剛從澳洲「告洋狀」返港的李卓人提到要讓「運動」變得「更受歡迎」。泛暴派「繼續走國際路線」的方式受到Adam Nelson一行「肯定」。戴大為與李柱銘面對面而坐，發言時手舞足蹈、高談闊論，聲音大到幾張餐桌外都聽到，他提到「現在不是改變街頭運動方向的時候」，「和勇結合」正是區選後泛暴派的調整方向。Adam Nelson經常用手機打字，一度離座。

上述有趣的是地點，又是被暴徒專門破壞其旗下企業的怡和集團擁有的文華東方酒店。上述事實證實了美帝不怕外交部在港制裁，特區政府也根本沒有實施外交部的制裁。實踐證明了，不但只換中聯辦主任是不夠的，調派團隊也仍然不夠的。中聯辦應該發揮更積極的政府功能才有可能改變僵局。中聯辦應該發揮中央政府的管治功能，而不是只做傳聲的平台。對愛國愛港市民而言，現實根本不樂觀。香港的理論已足夠，問題仍然是缺乏行動。

無能情報單位的保安局及其局長李家超的情報分析遠遠落後於一般人。到了暴動發生後7個月，2020年1月8日才表示黑衣示威者可能受外國勢力訓練。外國勢力確實介入暴動，人人都半年前早已充分知曉，而算是公開的秘密。

2020年黑色暴動只會持續到9月立法會選舉。別忘記黑色暴動也是選舉作戰。目前黑衣暴動成功贏得的選舉是1124區選舉以及111台灣總統和立法院選舉。

為何缺乏中央及其官僚機構的對港行動？中共必須檢討統戰錯誤，政協身分淪為反共既得利益者的保護傘

就香港政策而言，最致命的，綁住中國政府手腳的其實是作為統戰手段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身分所賦予的124名統治階級人士，即124名「特邀香港人士」都基本上利用政協身分鞏固既得利益，結局建制派不得對此批判，包括地產霸權長實和恆基兆業在內的那些政協身分者都免於建制陣營及其支持者的批判，對社會問題的處理態度和政策一貫性都被如此扭曲了。本港所謂建制陣營變得標榜愛國愛港的既得利益者集團。中央致命錯誤在於為了行政方便只重視124名既得利益集團，而忽視了真愛國愛港的香港勞動者人口395萬6千人。這最終造成了部分不滿人士陸續導向反對派陣營。這種形勢只會對中國不利。錯誤的統戰對象造成了反中反共勢力的保護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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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身分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460400/政協是做什麼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

http://www.cppcc.gov.cn/zxww/2018/01/25/ARTI1516834749863530.shtml

香港勞動人口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o200_tc.jsp

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最佳機會將會在地產霸權代表林鄭和羅致光手裡所埋葬

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與獨立檢討委員會

東方日報的最佳資深評論員陳文鴻指摘了中央施壓，而林鄭不得不擬成立的獨立檢討委員會恐怕在其地產霸權利益代表羅致光之流手裡流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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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

https://www.pico.gov.hk/tc/home/index.html

陳文鴻在2020年1月11日以題為《林鄭腦袋》寫道：

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提出來已經有一二十年，或許研討不深入，大概的共識已有。獨立檢討委員會的工作是進一步深入總結，而不是簡單的再定出調研的課題與範圍。只要政府的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肯整理，便可整理出課題名單與範圍。

事實上，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正招標進行有關研究，或許限於經費，研究的成果會有不足之處，但卻足以輔助獨立檢討委員會的工作。現在由羅致光來主持該委員會，或許代表了羅作為林鄭月娥親信大腦的特殊因素。由林鄭親點羅主持獨立檢討委員會這樣重大的政治舉措，顯然是會盡力維護林鄭的主張與利益。

羅作為社工學者曾經替市區重建局進行檢討，結果是該局轉型為「地產發展商」，相信他的立場與地產商利益相近。讓他來統籌獨立檢討委員會和組織學者作研究，選擇的原則便不會是獨立和公正，而是有先設的考慮與原則。

林鄭以羅來統籌獨立檢討委員會，架空了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雖說勞工及福利局也涉及深層次矛盾，卻屬事後政策處理。一不涉研究，二沒有經濟和社會前瞻的考慮與視野，並非適當人選。

反對派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羅致光仍然是反對派，甚至是個極端離譜的新自由主義者，不僅不適合獨立檢討委員會，也更不適合勞工處處長的人選。市民仍然記得羅致光的醜聞。蘋果日報在2019年04月12日報導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若人有120歲壽命、60歲便是中年，在社會引起負面反應。最不懂395萬6千名勞動者階級感受和階級利益的羅致光怎能為基層獨立檢討深層次矛盾呢？該調查和結論只不過是敷衍而已，也是庇護壟斷資本以及外部勢力而已。

在2020年1月9日駱惠寧會面林鄭時發表了四個「進一步」。這個新口號羅列了這七個月已經濫用過的空洞口號，這些都加上「進一步」的要求也極為枯燥乏味，也仍然欠缺具體政策與具體行動。基本上遵循深層次矛盾概念五點的四個「進一步」如下：

進一步　貫徹落實好「一國兩制」方針，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進一步　推進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工作，維護香港法治

進一步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進一步　加強溝通合作，更好履職盡責，共同把香港的事情辦好

作者十分認同東方日報的優秀評論員柳扶風的批判，解決深層次矛盾應該是深層次的止暴制亂，甚至是制度化的深層次止暴制亂。柳扶風以題為《深層止暴　方能有效》的評論中寫道：

從實際情況來看，要真正做到止暴制亂仍然是第一位的工作，是前提也是基礎。要真正止暴制亂就不能滿足於暴亂的表面退潮和止息，不能滿足於抓捕了多少暴亂分子，滿足於社會秩序看上去有了恢復，而是必須斬草除根、除惡務盡，揪出黑手，搗毀黑暴地下組織，懲治漢奸叛國禍港分子，打掉製造謠言、煽動暴亂的反對派的宣傳機器和網絡指揮台，切斷他們吃裏扒外的叛國禍港通道等等。沒有這種深層面的止暴制亂，想要貫徹落實好「一國兩制」、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都是不可能的，更談不上「更好履職盡責，共同把香港的事情辦好」。

誠然，特區港英餘孽只想敷衍中共，中共機構也被統戰對象的政協們的既得利益綁手綁腳。結局暴徒們勝利後，只會有表面上的暫時暴動退潮，這根本不會消除暴動根源和隨時可發動顏色革命的社會機制，特區政府則以投降讓利等消極手段只想做到表層鎮暴，而一律不會涉及到結構性問題，既得利益。最終一切將會流於形式與拖延。只會留下基層的龐大損失。經歷黑色暴動後，香港的愛國愛港市民更加不信建制派，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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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Hong Kong Protests 2019, I got a conclusion below: It’s about social hegemony of colonial interests thus their FREEDOM FIGHTERS, HONG KONGERS are destroying mainland China related capital and facilities at the cost of the class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students. Maybe you wonder why they target Metro? Because Metro is a land owner, they want lands as many as possible after Metro gets forced to sell more lands cheaply. Those protests are actu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actics to get rid of Mainland China’s legitimacy and competitiveness in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