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Intelligence Report #44 新冠肺炎病毒溯源的情報戰：閱讀新冠肺炎病毒溯源報告
Updated: Sep 1, 2021
@友邦中國 Open-source intelligence (OSINT) The 10th Man discipline
"你知道，只需密切關注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就足夠了，然後你就會明白發生的事情背後的邏輯。為什麼普通人經常與正在發生的事情失去聯繫?為什麼他們認為這些事情很複雜?為什麼他們認為有些東⻄被掩蓋在他們的眼前?這只是因為普通人過自己的生活。在日常的基礎上，他們去工作和賺錢，他們並不關注國際事務。這就是為什麼普通人很容易被操縱，被誤導，但如果他們每天都關注世界上發生的事情，那麼儘管外交的某些部分總是在暗室裡進行，仍然會更容易理解發生的事情，你將能夠掌握世界發展背後的邏輯。而且，即使沒有接觸到秘密文件，你也能達到這一點。" - 弗拉基米尔·普京 (1)
武漢市從事新冠肺炎的診斷和/或新冠肺炎病毒的分離和疫苗開發的三個實驗室都有高質量的生物安全級(BSL3或4)設施，管理良好，有員工健康監測計劃，在2019年12月之前的幾周/ 幾個月內都沒有新冠肺炎兼容呼吸道疾病的報告，通過SARS-CoV-2特異性血清學篩查也沒有工人感染的血清學證據。此外，2019年12月2日搬遷的武漢市疾控中心實驗室報告說，沒有因搬遷而造成的干擾或事件。他們還報告說，在疫情爆發前， 沒有儲存也沒有關於新冠肺炎或其他蝙蝠病毒的實驗室活動。- 世衛組織 (2)
重要：
與主流媒體的官方敘述不同，新冠肺炎病毒溯源報告《世衛組織召集的SARS- CoV- 2起源全球研究:中國部分》與《國際科學委員會關於朝鮮和中國細菌戰的事實調查報告》(北京，1952年)都一樣重要。它們都對中國的未來極具歷史意義 。
世衛組織的報告標誌著中國在關於新冠肺炎病毒起源地爭議的情報戰中已取得了勝利，從科學層面駁斥了帝國主義列強及其牛鬼蛇神全球散播的陰謀論，包括臭名昭著的武漢實驗室漏洩論。
美國情報機構最近於2021年8月24日向拜登提交了機密的、沒有結論的新冠肺炎病毒溯源報告，不過沒有任何證據支撐他們針對中國的動物或實驗室病源理論。這意味著他們自我揭發了自己那些純粹的對華栽贓指控/捏造，包括2021年8月5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編造出來的毫無意義的 "成功"SIGINT故事。事實上，來自中國的基因組序列數據已經以數位方式公開與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們分享，並在世衛組織的本年調查中進行了徹底分析和評估。READ MORE: Overnight Health Care: Biden given inconclusive intel report on COVID-19 origin Key Takeaways (the IC=intelligence community=各情報單位組成的社群)
正在美國逐漸強化的壓力和包括香港主要媒體在內的主流媒體之系統化歪曲下，世衛組織的報告卻出人意料地證明了幾個政治上的緊要的論點。遺憾的是，至今沒有一家香港本地媒體如實報道報告中的關鍵點，也沒有人真正詳細地閱讀過報告，或者故意不加思索地轉述⻄方媒體的報道（見風是雨：江澤民在2000年關於本港媒體的批判仍是準確的）。世衛組織的報告的確是一面鏡子，反映了今日香港新聞業的腐敗。如內地壟斷資本阿里巴巴旗下的美國媒體，反對派媒體《南華早報》的 "unseen Wuhan research notes"就是一個好例子。世衛組織研究的權威性正在受到各方攻擊。
新冠肺炎病毒溯源報告中的關鍵點：
1.病毒進入武漢的途徑：2019年SARS-COV-2入侵武漢的途徑之最大可能性被認為是來自20個國家和地區的冷鏈產品進入武漢市場，而不是來自中國的本土動物或武漢的實驗室。此外，市場上並沒有銷售蝙蝠和穿山甲。市場上最多的陽性病例都與冷鏈產品有關。
2.零號病患的解密信息:中國政府為了駁斥陰謀論，史無前例地向世衛組織調研團隊披露了許多國家機密。例如，2019年12月1日的第一個病人被證明是一個非實驗室工作人員，但他已被證明是最早的國內集群感染病例，與市場暴露有間接關係。現在它被重新定義為2019年12月26日的病例了，是因為當時他的妻子被證明直接暴露於該市場，丈夫他本人也在當日被正式檢測為新冠肺炎陽性。因此之故，目前中國最早的病例日期是2019年12月8日，而不是2019年12月1日。這個解密的信息否認了實驗室生化災害理論的可能性。
3.2019年世界軍人運動會是一個真實的事件，但沒有肺炎病例被世界衛生組織證實。2019年12月之前，中國沒有COVID-19的病例。然而現在美國本身的最早的病例被修正為2019年12月13日了。
4.新冠肺炎病毒起源地研究的實際局限性：現在是該將新冠肺炎病毒起源地研究擴大到冷鏈產品來源的國家地區，與SARS-COV2密切相關的蝙蝠、貂和穿山甲的宿主國，特別是東南亞，如馬來西亞(穿山甲)和柬埔寨(蝙蝠)，正如WHO報告所建議的那樣。目前還沒有確定該病毒的準確原宿主。
5.SARS-COV-2的真相:世界衛生組織確認該病毒沒有經過基因改造。SARS-COV-2完全源於大自然，其進化過程研究中仍有缺失環節而已。
事實關係：
2020年5月，世界衛生大會在WHA73.1號決議中要求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幹事繼續與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和各國密切合作，作為"同一健康"的一部分，調查確定該病毒的人畜共患病來源和引入人類的途徑，包括中間宿主的可能作用。目的是防止動物和人類再次感染該病毒，以及建立新的人畜共患病庫，從而減少人畜共患病出現和傳播的進一步風險。 流行病學工作組通過對2019年底武漢市及周邊地區呼吸道疾病導致的發病率監測的研 究，仔細研究了識別早期COVID-19的病例可能性。它還借鑒了國家哨點監測數據; 實驗室確認的疾病; 零售藥店購買退燒藥、感冒藥和咳嗽藥的報告; 儲存在武漢市、湖北省其他地區和其他省份各醫院的2019年下半年4500多個研究項目樣本的子集。在這些研究中，沒有證據表明COVID-19的致病菌對COVID-19爆發前幾個月的發病率有影響。此外，我們回顧了武漢市和湖北省其他地區的全因死亡率和肺炎特異性死亡率的監測數據。2020年第三周記錄的全因死亡率和肺炎特異性死亡的快速增長表明，到2020年第一周，病毒傳播在武漢市人口中已經很普遍了。 一到兩周後，武漢市以外的湖北省人口的死亡率急劇上升，表明武漢市的疫情先於湖北省其他地區的傳播。(3)
1. 病毒進入武漢的途徑：
通過對中國各地的蝙蝠或野生動物的採樣和檢測，尚未發現SARS-CoV-2的存在。(4)
在中國31個省收集了8萬多個野生動物、牲畜和家禽樣本，在中國爆發SARS-CoV-2疫情前後，沒有發現SARS-CoV-2抗體或核酸的陽性結果。通過對華南市場動物產品的廣泛檢測，沒有發現動物感染的證據。(5)
從華南市場關閉時開始的環境採樣顯示，在華南市場的923個環境樣本中，有73個樣本呈陽性。這顯示了SARS-CoV-2的廣泛表面污染，符合通過受感染的人、受感染的動物或受污染的產品引進病毒的情況。進入華南市場的供應鏈包括來自20個國家的冷鏈產品和動物產品，包括那些在2019年底前被報告為SARS-CoV-2陽性的樣本和那些發現SARS-CoV-2近親的樣本的地方。SARS-CoV-2已被發現在冷凍食品、包裝和冷鏈產品中發現的低溫條件下持續存在。中國最近爆發的指示病例與冷鏈有關; 在向中國供應冷鏈產品的其他國家的包裝和產品上發現了病毒， 表明它可以通過冷鏈產品進行遙距傳播。 聯合小組對每種可能途徑的可能性之評估如下: 直接的人畜共患傳染病被認為是可能或可疑的途徑; 通過中間宿主引入被認為是可疑或十分可疑的途徑; 通過冷/食物鏈產品引入被認為是可能的途徑; 通過實驗室事件引入被認為是極其不可能的途徑。(6)
在2021年1月對這92個病例進行了跟蹤調查，並從其中的67人身上採集了SARS-CoV-2的血清(其餘的人要麼已經死亡，要麼拒絕，要麼無法獲得)。所有67份血清都被報告為SARS-CoV-2特異性抗體陰性。沒有證據表明在2019年12月爆發前的幾個月有大規模的SARS-CoV-2傳播，但不能排除零星傳播或輕微的SARS-CoV-2集群。在2019年9月至12月期間，沒有發現與群眾集會有關的集群發燒或需要住院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明顯信號。(7)
全球單倍型網絡分析包括來自中國的348個具有高品質和明確採樣地點信息的早期SARS-CoV-2序列和142個在國外發表的早期高質量序列。(8)
序列數據還顯示，在武漢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早期階段已經出現了一些病毒的多樣性，這表明在華南市場集群之外還有未取樣的傳播鏈。(9)
中國最近發生的三起COVID-19疫情與暴露於進口冷藏或冷凍海產品有關。2020年6月11日，在北京沒有出現一例已知的COVID-19社區病例的56天後，首次發現了與新發地市場有關的北京疫情。全基因組測序和對公開的基因組的系統學分析表明，該病毒來自L系歐洲支系1（the L lineage European branch 1），具有市場爆發的特定突變特徵。然而，目前還不能從這項工作中完全推斷出污染源。2020年10月，在青島發生了一起疫情。該群組的指示病例是來自該市港口的兩名碼頭工人，他們沒有旅遊紀錄 ，也沒有與任何確診為COVID- 19的人有過公認的接觸; 可以在這些病例之間建立的唯一流行病學聯繫是接觸到冷鏈包裝表面的SARS-CoV-2。此外，在青島，從進口冷鏈包裝的外表面拭子中分離出了SARS-CoV-2病毒。基於這些觀察，中國已經啓動了一項計劃，對包裝的冷凍進口食品進行系統篩查。儘管在大流行期間，大流行病毒可以通過包括進口貨物在內的各種傳播途徑重新傳入無疫區，但北京新發地市場和青島的疫情有相似之處，導致人們考慮在2019年底通過冷凍產品將病毒引入華南市場的可能性。對於專注於SARS-CoV-2來源的研究，這需要與這些產品的來源相一致。 一些銷售商銷售不止一種產品類型，導致分母的差異。16/87(18.4%)銷售冷鏈產品的供應商呈陽性(95%，CI:10.9- 28.1%)，而5家沒有; 13/73(17.8%)銷售水產品的供應商呈陽性(95%，CI:9.8- 28.5); 6家銷售海鮮產品的供應商呈陽性(11%，6/56: 95%，CI:4- 21.9%)，8個銷售家禽的商販呈陽性(22%，8/37: 95%，CI:9.8- 38.2%)，5個銷售牲畜的商販呈陽性(14%，5/36: 95%，CI:4.7- 29.5%)，1個銷售野生動物產品的商販呈陽性(11%，1/9: 95%，CI:0.3- 48.2%)，2個銷售蔬菜的商販呈陽性(25%，2/8: 95%，CI:3.2- 65%)(參見圖1)。(10)
根據銷售記錄，2019年12月下旬，有10個動物攤位銷售蛇、禽類(雞、鴨、鵝、雉雞 、鴿子)、梅花鹿、獾、兔、竹鼠、豪豬、刺蝟、大鯢、灣鰐、暹羅鰐等動物或產品 ，其中蛇、大鯢和鰐魚是作為活體動物交易的(附件F，表3)。其他出售的產品是冷凍品或白條(家禽或牲畜去毛和內臟後的剩餘部分)。蛇和蠑螈在出售前已被宰殺， 但鰐魚在出售時是活的。2019年12月底，從銷售記錄中沒有發現外國來源的活體或死體動物。(11)
對湖北省1000多隻蝙蝠的樣本進行的測試表明，沒有一隻蝙蝠對與SARS-CoV-2有關的病毒呈陽性反應(見附件F，表4)。(12)
通過對這26家批發商的跟蹤和詢問，獲得了來自中國9個省市的17家上游批發商向華南市場進口冷鏈產品的部分信息。進一步追溯發現，除中國外，共有20個進口冷鏈產品來源國家和地區，29種進口冷鏈產品。收集的信息包括產品名稱、進口關稅、來源省(國內)或國家(國際)以及產品數量。同時還收集了2019年9月至12月武漢市所有進口冷鏈產品的信息並進行了審核，共涉及37個進口來源國家或地區的440種冷鏈產品(表11)。同時還收集了為10家養殖野生動物產品銷售商供貨的養殖場信息(附件F，表3)。
阿根廷、澳大利亞、巴⻄、加拿大、智利、丹麥、法國、冰島、日本、新⻄蘭、挪威 、俄羅斯聯邦、⻄班牙、泰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美國）、烏拉圭、越南。(13)
有冷鏈商品的攤位的發病比例(5.6%)明顯高於無冷鏈商品的攤位(1.7%)，有冷鏈商品的攤位的相對風險是無冷鏈商品的3.3倍(相對風險=3.3，95%，CI:1.2- 8.6)，冷鏈商品的攤主的發病率高於其他攤位(3.3%比1.4%)，但沒有統計學差異 。 流行病學分析表明，華南市場的前三個病例都有冷鏈接觸史。 分析表明，60%(44/73)的陽性樣本與21個攤位有關，其中19個位於華南市場的⻄部，其餘兩個攤位位於東部。16個攤位經營的是冷鏈產品。(14)
在此，重要的是要區分冷鏈產品的污染導致2020年的二次爆發和冷鏈作為2019年大流行源頭的進入途徑的可能性。雖然有一些證據表明，自最初的大流行浪潮以來，中國可能通過處理被污染的進口冷凍產品重新引入SARS-CoV-2，但在病毒沒有廣泛流通的2019年，這將是非同尋常。(15)
2. 關於零號病患的解密信息：
在有信息的情況下，55.4%的人最近接觸過某個市場: 28.0%的人只接觸過華南市場， 22.6%的人只接觸過其他市場，還有4.8%的人同時接觸過其他市場。44.6%沒有接觸過市場(見圖24和附件E4)。在早期的病例中，接觸市場的情況更為明顯，但在最早的病例中，接觸其他市場的情況與接觸華南市場的情況一樣多。發病時間最早的病例 (12月8日)沒有接觸過華南市場的歷史。(16)
患者報告的其他暴露包括"動物屍體"，其中包括肉類和魚類(26.4%)、活體動物(11.8%)、冷鏈產品(26.4 % - 在臨床診斷的病例中比例更高)，以及在武漢以外的旅行(8.9%)，包括一個國際旅行(去泰國)的病例。(17)
在回顧性病例檢索中，最初發現了3例分別於2019年12月1日、2日和7日發病的可能病例，並已被納入一些發表的論文中。中國專家組對這三個病例進行了臨床審查，根據其疾病的臨床特徵，將其作為可能病例排除。在12月1日發病的病例中，一名過去有腦血管病史的62歲男子被判斷為在12月初出現了輕微的呼吸道疾病，對抗生素有反應。他於2019年12月26日再次發病，後來經實驗室確認為COVID-19。這名患者沒有報告與華南市場的接觸，而他的妻子在12月26日因COVID- 19兼容的疾病入院，報告與華南市場有密切接觸。她後來也被實驗室證實患有COVID-19。這對夫婦，連同他們的兒子，成為第一個公認的COVID-19家庭群的一部分。(18)
2020年1月10日，首批SARS-CoV-2基因組在GenBank和Virological.org以及GISAID上公開發佈。到目前為止(2021年2月6日)，GISAID共記錄了來自238個國家和地區的487487個SARS-CoV-2基因組序列，以及與這些序列相對應的元數據信息。2019nCoVR數據庫已經整合了來自中國17個省區的2089條非冗余序列(截至2021年2月3日)(見圖3)。其中，2028個序列來自人類病例(表2)，28個序列來自環境(表3)，33個序列來自可能的動物宿主(穿山甲和蝙蝠)，來自寵物(貓和狗)或來自動物實驗(小鼠和倉鼠)。所有這些序列都可以公開獲取。(19)
3. 2019年世界軍人運動會：
國家衛計委通報了174例在2019年12月發病的COVID-19病例。在武漢市233家衛生機構的廣泛活動中，對2019年底爆發前的10月和11月兩個月的約76253份呼吸道疾病病例記錄進行了臨床審查。雖然有92個病例在審查後被認為符合SARS-CoV-2感染，但隨後的檢測和進一步的外部多學科臨床審查確定，事實上沒有一個是由SARS-CoV-2感染引起的。根據對這一數據和其他監測數據的分析，我們認為在這兩個月內武漢不太可能發生任何實質性的SARS-CoV-2感染傳播。(20)
中國流行病學組提供了2019年9-12月在武漢舉行的國際集會的信息(表2)。其中包括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舉行的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9308人參加)，以及2019年9月舉行的第44屆世界橋牌團體錦標賽。在軍運會上，4名非洲參賽者被診斷為瘧疾並接受了治療，一名美國公⺠出現了腸胃炎。金銀潭醫院為運動會提供了醫療支持，包括現場門診(這些門診的數據還沒有被聯合小組評估)。來自橋牌錦標賽的一名意大利人因急性腸胃炎入院。在審查這些活動期間，沒有發現需要住院的集群發燒或嚴重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明顯信號。(21 )
4. 起源研究的真正局限性
分子流行病學和生物信息學工作組研究了從動物身上收集的病毒的基因組數據。迄今為止，調查和定向研究的證據表明，與SARS-CoV-2關係最密切的冠狀病毒存在於蝙蝠和穿山甲中，這表明這些哺乳動物可能是引起COVID-19的病毒庫。然而，迄今為止從這些哺乳動物物種中發現的病毒都與SARS-CoV-2不夠相似，不能作為其直接祖先。除了這些發現外，水貂和貓對SARS-CoV-2的高度敏感性表明，其他物種的動物可能作為一個潛在的儲庫。此外，對最終數據集中的SARS-CoV-2序列的最新共同祖先的時間進行了估計，並與以前的研究結果進行了比較。這種分析可以被認為是估計，但不能提供起源時間的明確證明。根據分子序列數據，結果表明，疫情可能是在2019年12月中旬之前的某個時間開始的。到最近祖先的時間點估計從9月底到12月初不等，但大多數估計在11月中旬和12月初之間。(22)
儘管在2002-2004年爆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中果子狸作為中間宿主的作用被看好 ，並且最初認為穿山甲在COVID-19的爆發中起了作用，但隨後的流行病學和動物學研究並沒有證實這些動物在傳播給人類方面的貢獻。SARS-CoV-2的可能中間宿主仍然難以確定。SARS-CoV-2還與先前通過基因測序從馬蹄蝠樣本(Rhinolophus物種)中發現的冠狀病毒株(RaTG13)的序列有96.2%的同源性，並在較小程度上與從穿山甲中分離的病毒株有同源性 。RaTG13病毒序列是與SARS-CoV-2最接近的已知序列。(23)
綜上所述，基於分子序列數據的tMRCA分析表明，大流行的發生時間在2019年12月底之前。tMRCA分析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統計推斷，但並沒有提供關於起源時間的確切證明。(24)
少數研究表明，病例可能發生在2019年12月之前，該時間被認為是SARS-CoV-2在湖北省開始流通的時間。在一項回顧性調查中，2019年3月12日在⻄班牙巴塞羅那收集的污水樣本對SARS-CoV-2 RNA呈陽性，但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間收集的其他樣本均為陰性。PCR信號還沒有經過測序確認，可能是假陽性信號。
在意大利，第一個已知的COVID-19病例於2020年2月21日在倫巴第地區的Codogno鎮報告。自那時起，一些研究提出了更早流通的證據。La Rosa等人在2019年12月中旬發現了意大利北部的第一個陽性污水樣本，使用的是嵌套PCR的污水檢測方案。在同一地區，12月初在一名疑似麻疹兒童的咽拭子中通過PCR檢測到SARS-CoV-2。Gianotti等人報告了通過原位雜交與一系列探針對2019年11月採樣的一名25歲女性的皮膚活檢中的SARS-CoV-2的反應性。她通過PCR檢測為陰性，但在2020年6月血清學上呈陽性。在一個肺癌篩查項目的參與者中進行的血清學調查描述了早在2019年10月就發現有幾個人有中和抗體。一項在肺癌篩查計劃參與者中進行的血清學調查顯示，早在2019年10月就發現少數人有中和抗體。
在法國，2019年12月27日入院的一名咯血患者的口咽樣本經RT-PCR鑒定為SARS-CoV-2 RNA陽性。一項單獨的血清學研究發現，有證據表明12月中旬中和抗體的流行率明顯增加，這表明病毒的循環相當早。
在巴⻄，通過RT-PCR對污水進行檢測，在2019年11月27日收集的樣本中得出了SARS-CoV-2的陽性結果，比美洲的第一例報告病例要早得多。
在美國，對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1月17日期間從9個州收集的7389份存檔獻血樣本進行的血清學調查發現了106個陽性樣本，表明SARS-CoV-2可能在該國第一個已確認的病例之前就已進入美國。 總的來說，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研究表明，SARS-CoV-2的流通比最初發現的病例要早幾周。一些疑似陽性樣本的檢測時間甚至早於武漢的首例病例，這表明病毒在其他地區的流通被忽略了。然而，到目前為止，研究結果沒有得到證實，使用的方法沒有標準化，而且血清學檢測可能存在非特異性信號。儘管如此，調查這些潛在的早期事件是很重要的。(25)
5. SARS-COV-2的真相
SARS-CoV-2被認為有一個人畜共通的來源。基因組分析顯示，蝙蝠可能是SARS-CoV-2的來源(圖8)。然而，從自然儲體傳播到人類的具體途徑仍不清楚。初步分析顯示 ，SARS-CoV-2基因組(WH-Human 1)與以前在蝙蝠中發現的SARS樣冠狀病毒密切相關，(10) 而且這種新型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特徵與一種蝙蝠SARS相關冠狀病毒(SARSr-CoV; RaTG13)有96.2%的相似性。 相比之下，SARS-CoV-2的基因組與SARS-CoV(約79%)或MERS-CoV(約50%)的基因組相似度較低。
值得注意的是，一種新的蝙蝠來源的冠狀病毒，稱為RmYN02，與SARS-CoV-2在基因組規模上有93.3%的核苷酸相同。 除RaTG13和RmYN02外，最近還從兩只犀牛科蝙蝠(RshSTT200和RshSTT182)中分離出SARS-CoV-2相關冠狀病毒。這些動物於2010年在柬埔寨被取樣，最近對樣本進行了測序處理。 全基因組比較表明，這些病毒總體上與SARS-CoV-2有92.6%的核苷酸一致性。該結果表明，SARS-CoV-2相關病毒的地理分布比以前預期的要廣泛得多。另一項研究在泰國的Rhinolophus acuminatus蝙蝠中發現了相關的病毒，在一個蝙蝠群的五隻動物中發現了近乎相同的病毒，這表明有一個蝙蝠群特有的序列特徵。上述蝙蝠病毒與RmYN02結合人類ACE2受體的能力不同，但RmYN02和RshSTT200/182都有SARS-CoV-2特有的部分furin-cleavage部位。在這些泰國蝙蝠冠狀病毒的進化史上有重組的證據。這些發現確實表 明，正在進行的對SARS-CoV-2起源的搜索應該考慮更廣泛的地理範圍，多個潛在的易感物種，以及包括集體居住地密度和數量知識的採樣設計。
目前的研究表明，馬來亞穿山甲(Manis javanica)攜帶了兩個與SARS-CoV-2相關的冠狀病毒亞系(見圖8)。在第一項研究中，動物(包括4隻中國穿山甲(M. pentadactyla)和25隻馬來亞穿山甲(M. javanica))是廣東海關在2019年3月和8月的反走私行動中獲得。來自這些動物的病毒(稱為pangolin-CoV-GDC)與SARS-CoV-2的基因組相似度為90.1%。SARS-CoV-2和SARS-CoV在受體結合域的六個關鍵氨基酸殘基中的五個不同，結構分析顯示SARS- CoV- 2的尖峰與ACE2的結合親和力比SARS-CoV高。(26)
關於可信的人畜共患病貯備宿主: 2003年SARS疫情發生後對蝙蝠病毒組的調查發現 ，SARSr-CoV存在於各種蝙蝠中，特別是犀牛蝠，2013年在中國、2013年在日本、2020年在泰國和2010年在柬埔寨採樣的犀牛蝠中發現了與SARS-CoV-2具有高度遺傳相似性的病毒。最近，在馬來亞穿山甲(M. Javanica)中檢測到兩種不同類型的SARSr-CoV(在中國的走私進口野生動物救援中心採樣)。RaTG13和穿山甲冠狀病毒確實與 hACE2結合，儘管擬合效果並不理想。在水貂種群中播種SARS-CoV-2表明這些動物也是高度易感的，目前的證據不能排除水貂作為SARS-CoV-2主要來源的可能性。(27)
儘管在一些國家食用蝙蝠和其他野生動物肉，但沒有證據表明這種接觸會傳播冠狀病毒，追溯調查也沒有發現市場上存在蝙蝠或穿山甲(或其產品)的證據。 儘管在蝙蝠中發現了最接近的病毒，但這些蝙蝠病毒與SARS-CoV-2之間的進化距離估計有幾十年，這表明有一個缺失的環節(要麼是一個缺失的祖先病毒，要麼是祖先病毒在一個中間宿主中的進化)。SARS-CoV-2已在越來越多的動物物種中被發現，但遺傳學和流行病學研究表明，這些是由人類引入的感染，而不是流行性病毒的循環。 根據流行病學分析和2020年全年新病例的病毒基因測序，沒有證據表明潛在的動物來源的早期SARS-CoV-2毒株在中國重復引入人類。(28)
有一種說法，即SARS-CoV-2是通過實驗室事件引入的，反映了工作人員在涉及相關病毒的實驗室活動中的意外感染。我們沒有考慮故意釋放或為釋放而故意對SARS-CoV-2進行生物工程的假設，其他科學家在對基因組進行分析後，已經排除了後者的可能性。
蝙蝠和穿山甲的SARS-COV-2的近親在進化上與SARS-COV-2相距甚遠。
來自蝙蝠和穿山甲的SARS-CoV-2的近親在進化上與SARS-CoV- 2相距甚遠。有人猜測SARS-CoV-2中存在人類ACE2受體的結合和一個毛皮素清除位點，但這兩者在動物病毒中也被發現，毛皮素清除位點的元素存在於RmYN02和泰國新蝙蝠SARSr-CoV中。
在2019年12月之前，任何實驗室都沒有與SARS-CoV-2密切相關的病毒記錄，也沒有結合起來可以提供SARS-CoV-2基因組的基因組。(29)
評論
總而言之，要把中國定為SARS-COV-2的起源是相當困難的。⻄方情報機構和他們的私人主流媒體(包括香港的 "專業 "媒體)的官方敘事《惡靈古堡》THE RESIDENT- EVIL(ZOMBIE APOCALYPSE)是完全錯誤的。是的，這個故事實際上是由他們的假新聞實驗室製作出來的。事實上，帝國主義者傾向於淡化和貶低世衛組織報告的科學價值。雙方的愚蠢陰謀論者也都必須遭受譴責。根據世衛組織的階段性研究結果，SARS-COV-2極有可能不是源自中國，而是在2019年11月中旬和12月初通過冷產品供應鏈從中國以外的地方輸入到武漢。因此，攜帶''冠狀病毒''的果蝠像秋行軍蟲一樣從雲南直接飛到武漢，這純屬業餘者的想象，而SARS-COV-2本身仍未在它們身上得到確切證實(也無法解釋地理上的跳躍)。自己去閱讀WHO的報告吧。此外，如果你真的想找到大流行病的起源，你不能只在中國做"政治"溯源研究。
READ MORE:
WHO-convened global study of origins of SARS-CoV-2: China Part
NOTES
1. Oliver Stone, Skyhorse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2017) 'THE PUTIN INTERVIEWS', pp.22-23.
2. https://www.who.int, WHO, (March 30, 2021) 'WHO-convened global study of origins of SARS-CoV-2: China Part', p.119. Available at: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convened-global-study-of-origins-of-sars-cov-2-china-part
3. Ibid., pp.6-7.
4. Ibid., p.8.
5. Ibid., p.8.
6. Ibid., p.9.
7. Ibid., p.54.
8. Ibid., p.67.
9. Ibid., p.78.
10. Ibid., p.96.
11. Ibid., p.98.
12. Ibid., p.106.
13. Ibid.
14. Ibid., p.107.
15. Ibid., p.116.
16. Ibid., p.44.
17. Ibid., p.45.
18. Ibid., p.46.
19. Ibid., p.61.
20. Ibid., p.7.
21. Ibid., p.29.
22. Ibid., p.7.
23. Ibid., p.9.
24. Ibid., p.81.
25. Ibid., p.82.
26. Ibid., p.83.
27. Ibid., p.113.
28. Ibid., p.116.
29. Ibid., 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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