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字幕《戰火中的烏克蘭 Ukraine on Fire》(2016):被煙滅的紀錄片,新納粹勢力和8年頓巴斯戰爭的存在

Updated: Mar 21

#translation

FILE PHOTO: Euromaidan Sources © Envato
記者在民主國家的愛國角色是指,把更多信息提供給公眾,以讓他們完成他們的責任,市民指揮政府做他們需要的事以及叫政府通知他們在發生什麼。
- 羅伯特·帕里 (Robert Parry)

為《戰火中的烏克蘭》(2016)添加了中文字幕


Sources 《戰火中的烏克蘭 Ukraine on Fire》(2016)© Another Way Productions / Igor Lopatonok
中文字幕版《戰火中的烏克蘭》(2016)網址:https://rumble.com/vxuw8p-ukraine-on-fire-chinese-subtitles-2016.html

a. 本篇主要是翻譯和分享。尤其是目前仍然在香港和大陸境內被反華勢力所全力阻礙流通的烏克蘭Lopatonok導演/製片的紀錄片傑作Ukraine on Fire《戰火中的烏克蘭》(2016)。


註釋:直譯《烏克蘭著火》(指的是2014年5月2日的奧德薩慘案,敖德薩工會大樓大火案)


看來,去信息化(de-information)的系統化作為早就在2016年開始的,而不是今年2月才開始的。所謂去知性化的其中一個特徵就是去信息化。幸好,在2022年3月10日Lopatonok導演通過Vimeo成功分享視頻檔案後,各國都有了些有自覺的市民呼應和進行各別適當的分享和傳播了。不過,在中國境內,它仍然被某些勢力巧妙地隱藏在中文公眾面前。


''#YouTube #BigTech deleted #UkraineOnFire film from our production official channel, I'm asking everyone who like our film to download it from our Vimeo here and post it everywhere. As a copyright holder we giving to you - The People that rights.'' (1)
- Igor Lopatonok

該片導演/製片人的遭遇以及就處理該片上的許可

請參閱:YouTube censors Ukraine documentary featuring Oliver Stone (March 10, 2022).

https://www.rt.com/pop-culture/551652-youtube-removes-ukraine-documentary/


b. 其主要原因是,

2019年的反逃犯條例修訂案運動是烏克蘭的歐洲廣場革命的延伸,其中新納粹主義準軍事組織亞速營正是其外國顧問。(2)

烏克蘭的所有新納粹主義組織都仍然未在本港或中國的國際恐怖組織名單上,這是個嚴峻的事實。這意味著黑暴當年美國調派烏克蘭的新納粹主義勢力到香港是因為香港及整個中國並未將烏克蘭的所有新納粹主義組織納入黑名單中,


換言之,美國較傾向於調派瞄準國或地區尚未抵制的國家地區的民兵,準軍事組織,外國顧問。在此,烏克蘭,頓巴斯,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問題也不可分割地成了中國香港的國家安全問題了。(其他主要來源是傭兵公司和外交人員)

請參閱:烏新納粹成俄打擊對象 曾受中情局訓練參與港黑暴

https://www.wenweipo.com/a/202202/27/AP621a8e43e4b036dce9978d48.html


c. 西方打俄國是為了最終孤立中國。因此反俄信息戰同時也是反華信息戰,必將會直接發展和演變成全面反華信息戰,這中間並無任何斷層或中斷的。中俄始終絕不能夠被分化。


最糟的國安問題是,‘被反俄’或‘被反華’的問題。即一旦本地政府,港內企業,媒體,其他非政府機構配合美國在港內實施制裁時,不論自身的意願或辯解如何,都‘被反俄’或‘被反華’的。如此被強制充當名符其實的外國代理人。換言之,在港內配合美國制裁中國就是自動化的‘被反華’。所謂反華勢力是如此製造出來的。


制裁也是具有與政宣洗腦同樣的效果,不過,其強制性是最強的。那,中了目前優先瘋傳的反俄反華假信息(最主要手段是製造或偽造罪惡行為以及罪惡轉嫁)也就意味著‘被反俄’或‘被反華’。 在無意中,實際上等於支持新納粹主義勢力是愚蠢至極的。


1. 烏克蘭的新納粹主義勢力與新納粹國際的威脅


粗略地看一下有關烏克蘭國家基礎的文件,就會發現它似乎相當歐化和民主,這正是許多人可能把弗拉基米爾-普京關於烏克蘭新納粹分子的談話視為言辭和宣傳的原因。然而,事實要複雜得多,不能用「烏克蘭總統是猶太人,因此所有的指控都不真實」 來概括。


在後獨立廣場時代的烏克蘭,有一個歷史人物成為了英雄,他就是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他是極右翼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UN)激進派的領導人和思想家。今天,有一些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人們唱著紀念他的歌曲,帶著他的畫像。斯捷潘-班德拉於1909年1月1日出生在加利西亞(當時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曾多次在波蘭以恐怖主義罪名受審。1934年,他被判處死刑,但被改判為終身監禁。他一直服刑到1939年,在德國入侵波蘭後他被釋放。


班德拉年輕時在民族主義組織中建立了自己的事業。1928年,他加入了烏克蘭軍事組織,1929年,他成為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的成員,並迅速獲得了影響力。他在1940年2月該組織分裂為兩派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班德拉成為更激進的OUN-B的領導人,而更溫和的成員則支持安德烈-梅爾尼克(Andriy Atanasovich Melnyk)的OUN-M。


兩個派別都支持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並在二戰期間與德國人合作。班德拉親自協商建立了由德國人指揮的 “烏克蘭軍團”(Ukrainian Legion),該軍團最終被組織成兩個單位。一支由羅曼-舒赫維奇(Roman Shukhevych)指揮的部隊被稱為納赫蒂加爾軍營(Nachtigall Battalion),另一支由理查德-耶里(Richard Yary)指揮的部隊為羅蘭軍營。兩者都是由阿勃維爾Abwehr(德國軍事情報局)特別行動隊布蘭登堡部隊 (Brandenburgers)指揮的分隊。


黨衛軍第一加利西亞師團(The 1st Galician Division of the SS)也主要是由與OUN有聯繫的烏克蘭族裔背景的志願者招募的。該師的一個營由OUN成員葉夫根尼-波比古什(Yevgeny Pobigushchy)少校指揮。今天的烏克蘭宣傳將該師描述為烏克蘭起義軍,但它是OUN建立的另一個與納粹合作的民族主義准軍事組織,由OUN領導人德米特羅-克里亞奇夫斯基(Dmytro Klyachkivsky)和羅曼-舒赫維奇指導。實際上,黨衛軍第一加利西亞師團一開始是黨衛軍自由意志師 “加利西亞”(the SS-Freiwilligen Division "Galizien"),但在1944年後被重新命名為黨衛軍第14武裝擲彈兵師,應該只由加利西亞人組成,納粹認為他們比烏克蘭人“更像雅利安人”。然而,OUN-B成功地滲透到該師並接管了其中的一些領導崗位。


班德拉的納粹本質在該組織的決定中得到了強調,1941年"戰時聯合國組織的鬥爭和活動"(Struggle and Activities of the OUN in Wartime)的指示第16段指出。


「少數民族分為以下幾種:

a) 對我們友好的,也就是所有被奴役民族的成員。

b) 對我們有敵意的--莫斯科人、波蘭人、猶太人。

c) 擁有與烏克蘭人相同的權利,他們可以返回自己的家園。

d) 在鬥爭中被摧毀的人,除了那些保衛政權的人:在他們的土地上重新安置,首先是摧毀知識分子,不應該允許他們進入任何政府機構,一般來說,讓知識分子不可能出現,即進入學校等等。例如,所謂的波蘭村民需要被同化,告知他們,特別是在這個炎熱的狂熱時代,他們是烏克蘭人,只有拉丁教儀式,強行同化。摧毀領導人。隔離猶太人,把他們從政府機構中清除出去,以避免破壞,特別是莫斯科人和波蘭人。如果有不可逾越的需要,在經濟機構中留下一個猶太人,把我們的警察放在他身上,只要有一點冒犯就清算他。某些生活領域的領導人只能是烏克蘭人,而不是外國人--敵人。猶太人的同化是不可能的。」


班德拉作為該組織的負責人,於2010年1月20日被烏克蘭前總統維克多-尤先科授予烏克蘭英雄稱號。2010年2月17日,歐洲議會議員呼籲新當選總統維克多-亞努科維奇重新考慮尤先科的行為,西蒙-維森塔爾中心(the Simon Wiesenthal Center)對班德拉的"可恥"崇拜表示"深惡痛絕"。

2014年政變後,新的烏克蘭當局採取了更有系統的方法來美化希特勒的合作者。2015年4月,"關於20世紀烏克蘭獨立戰士的法律地位和記憶的延續 "(On the Legal Status and Perpetuation of the Memory of Fighters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Ukraine in the 20th Century)的法律獲得通過,其中美化了OUN和烏克蘭反抗軍UPA(Ukrainian Insurgent Army)。這種記憶的延續指的是建造紀念性建築,以合作者的名字重新命名重要場所,在藝術上進行宣傳等。2019年,烏克蘭最高拉達(the Verkhovna Rada of Ukraine)通過了一項關於慶祝值得紀念的日期和紀念日的決議。該名單包括斯捷潘-班德拉的生日。每年1月1日,烏克蘭各城市都會舉行紀念班德拉的火炬遊行,基輔也出現了一條斯捷潘-班德拉大道。法律沒有任何規定阻止為紀念加利西亞黨衛軍師而舉行的遊行和建立的紀念碑。根據烏克蘭法律,沒有市政當局的許可,不能建立任何紀念碑。


用烏克蘭納粹主義的精神教育孩子,是從學校開始的。特別是,Mykola Galichants編寫的歷史教科書直接提到了烏克蘭民族的'雅利安起源',他將其存在直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這本教科書是在2005年出版的。所有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提法已經完全從烏克蘭教科書中消失了。在2020年的考試題目中,只提到了'蘇德戰爭',而對希特勒、班德拉、大屠殺等的任何提及都被極力回避。然而,也有一些例外情況。一個五年級教科書的版本指出,據稱在1939年4月1日,希特勒說。"當我們看到高貴的烏克蘭人民的痛苦時,靈魂會受到傷害......現在是建立一個共同的烏克蘭國家的時候了"。一些教科書對烏克蘭青年保衛德國城市免受轟炸攻擊表示自豪,而另一些教科書則宣稱,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權對烏克蘭人同樣充滿敵意。


這些差異不足為奇,因為烏克蘭的學校沒有統一的歷史教科書。雖然作者試圖遵守題為關於譴責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政權和禁止宣傳其標誌(On the Condemnation of the Communist and National Socialist Regimes and the Prohibition of Propaganda of Their Symbols)的法律,在提到聯合國組織和烏克蘭的希臘天主教會與納粹的合作時,似乎他們並不總是成功的。例如,由V. Vlasov和S. Kulchitsky撰寫的十年級教科書談到了大都會大主教安德烈·謝普蒂茨基(Andrei Sheptytsky)如何拯救猶太人,為此人們通常被授予世界各國中的正義者稱號。然而,以色列世界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拒絕給予謝普蒂茨基這一榮譽,原因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謝普蒂茨基寫給希特勒了一封信,表達了對基輔‘解放’的支持。教科書還稱班德拉是‘恢復烏克蘭國家地位法’ (Act of Restoration of Ukrainian Statehood)的發起人。雖然教育工作者並不急於將其內容告知學童,但你可以在烏克蘭的街頭看到紀念這份文件的節日海報。應該指出的是,這份法案的第三頁內容如下。「一旦恢復,烏克蘭國家將與國家社會主義德國緊密合作,德國正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領導下在歐洲和世界建立新的制度,並幫助烏克蘭人民從莫斯科的佔領下解放出來。正在烏克蘭土地上組建的烏克蘭民族革命軍(The Ukrainian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將與結盟的德國軍隊一起對抗莫斯科,爭取建立一個主權、統一的烏克蘭國家和全世界的新制度。」但是,學校沒有教的東西被活躍在全國各地的烏克蘭新納粹組織彌補了。最常見的是亞速營組織的Azovets軍營(the Azovets military camps),那裡的孩子從7歲起就被教導從事戰爭和破壞活動。整個訓練系統充斥著納粹的符號和口號。特別是,烏克蘭人的口號‘烏克蘭高於一切’是直接來自‘德國高於一切’的納粹口號。


雖然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在2013-2014年歐洲廣場期間的政權更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對年輕人的納粹精神教育早在2014年之前就開始了


例如,2006年,在北約國家的策展人的指導下,在愛沙尼亞進行了恐怖主義和破壞訓練。

2013年,烏克蘭國民議會 – 烏克蘭人民自衛隊UNA-UNSO(The Ukrainian National Assembly – Ukrainian People's Self-Defence)也報告說,他們進行了這些演習。後者是最古老的組織之一,其成員參加了在格魯吉亞和車臣對俄羅斯軍隊的戰爭。武裝分子的訓練和烏克蘭愛國者組織廣為人知,這些過程得到了該國家最高層的支持。例如,斯捷潘-班德拉全烏克蘭Tryzub組織(All-Ukrainian Tryzub organization)舉辦的新納粹陣營受到了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局長瓦倫丁-納利瓦琴科(Valentin Nalivaichenko)的表彰。


當全球媒體展示烏克蘭的歐洲廣場與國外知名的親西方政黨領導人在一起時,一群極右組織正在幕後形成--右區。Tryzub、Bely Molot("白錘")、烏克蘭愛國者(Patriot of Ukraine)、社會民族議會(Social-National Assembly)、激進的足球迷和其他組織都在其旗下。

這些組織中的每一個都有其思想根源,即二戰時期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Tryzub是由《烏克蘭國家復興法》(the Ukrainian Statehood Renewal Act)作者的妻子、烏克蘭議會議員雅羅斯拉瓦-斯特茨科(Yaroslava Stetsko)創立的。尤里-舒克維奇(Yuri Shukhevich)是臭名昭著的烏克蘭反抗軍(Ukrainian Insurgent Army)指揮官和納赫蒂加爾軍營副指揮官羅曼-舒赫維奇(Roman Shukhevich)的兒子,他領導了烏克蘭國民議會--烏克蘭人民自衛軍。他也是一名議員。來自全烏克蘭聯盟“自由”(the Svoboda party)的"可敬的"民族主義者在1991年成立時選擇了社會民族黨(Social-National Party)的名稱(聽起來很熟悉?激進的"烏克蘭愛國者"組織Patriot of Ukraine來自該黨,一開始,它的領導人是前最高拉達主席安德烈-帕魯比(Andriy Parubiy)。


從領導人的講話中可以看出這些"愛國者"的信念。亞速營(Azov)的副指揮官奧列格-奧德諾羅真科(Oleg Odnorozhenko)也在社會民族議會中擔任領導職務,是"烏克蘭愛國者"的思想家之一,他認為有必要在有"非同時代人口"的國家恢復白人的統治。 社會民族議會的共同創始人安德烈-比列茨基(Andriy Biletsky)曾經是一名議員,現在是國家軍團the National Corps(亞速營的政治部門)的領導人,他相信烏克蘭民族的歷史使命是"帶頭對閃米特人領導的亞人類進行白色征戰"。 烏克蘭愛國者組織的"可敬"創始人奧列格-泰格尼博克(Oleg Tyagnibok)早在2004年也非常明確地表達了他對"猶太人問題"的看法。


反猶太主義也在烏克蘭與納粹意識形態一起蔓延。根據烏克蘭聯合猶太社區(the United Jewish Community of Ukraine)發佈的2020年報告,生活在烏克蘭的56%的猶太人覺得反猶太主義在這個國家正在增長。該文件還包含許多照片,顯示了烏克蘭人的反猶太主義傾向。


這些人就是在烏克蘭內戰爆發後,在頓巴斯的所謂反恐行動中組成了一個高度積極的核心小組。

代理總統亞歷山大·圖奇諾夫(Oleksandr Turchynov)下達了建立這些准軍事隊營的命令。烏克蘭第一副總理維塔利·亞雷瑪(Vitaly Yarema)說:


"我們將邀請獨立廣場的活動分子和幫助維護國家秩序的小隊加入國民警衛隊。這些軍人可能被部署到東部和南部"。

將斯捷潘-班德拉的意識形態的追隨者帶到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DPR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LPR,導致了許多針對平民的罪行,國際組織無法忽視。2015年9月,法外處決問題特別報告員發表了一份報告,指出在頓巴斯和烏克蘭其他地區,"仍然有少數潛在的暴力民兵團體,如右區,由於官方的高度容忍,他們似乎是靠自己的力量行事,而且完全不受懲罰"。


大赦國際還發表了一份關於艾達營(the Aidar Volunteer Battalion)所犯罪行的報告,以及關於烏克蘭國家安全局(SBU)如何在不遵循適當刑事程序的情況下將人們長期(有時長達十五個月)秘密拘留,並拒絕他們接觸律師和親屬的報告。後一份文件提供了馬里烏波爾(Mariupol)居民阿特姆(其真實姓名被隱去)被亞速營(由烏克蘭愛國者新納粹組織發展而來)折磨的可怕細節。他受到了電擊、剝奪睡眠和水刑的折磨。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列舉了多起亞速營成員和烏克蘭軍隊士兵掠奪和侵犯平民的案件。在一次最令人憤慨的暴力行為中,一名患有精神殘疾的男子在亞速營和頓巴斯營(Donbas Battalion)的成員手中受到了殘酷的對待和強姦。受害者的健康狀況隨後惡化,並被安置在精神病院。


據報道,在馬里烏波爾,亞速營有一個秘密拘留所,多人在那裡受到酷刑。據說烏克蘭國家安全局為該行動提供掩護,這意味著這一活動得到了烏克蘭官方政府的支持。亞速營的前副指揮官瓦季姆·特羅揚(Vadym Troyan)後來被任命為烏克蘭內務部副部長,而亞速營本身現在是烏克蘭國民警衛隊的一個單位,為內務部服務,我們還需要什麼證據?特羅揚負責警察改革,涉及到人事的完全改變。在他的命令下,為維克多-亞努科維奇的前政府工作的官員被解雇並被替換。許多新招募的人員急於在該部門口炫耀他們的納粹禮節,並攜帶烏克蘭的國徽。

事實上,基輔當局甚至不掩飾他們對第三帝國的象徵的喜愛。例如,亞速營的徽章包括Wolfsangel(捕狼器)標誌,該標誌在德國國防軍和黨衛軍各部隊中非常流行。黨衛軍第二裝甲師 "Das Reich"等都帶有該標誌。亞速營成員還被拍到佩戴另一個著名的新納粹標誌"黑太陽"(Schwarze Sonne)。頓巴斯營的徽章也是如此,它的特點是納粹之鷹呈俯衝攻擊狀。


此外,烏克蘭議會早在2015年5月就通過了"關於背離《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規定的一些義務"的決議。


這項決議為該政權對生活在反恐行動區的民眾犯下的戰爭罪行提供了法律依據,反恐行動(ATO)是烏克蘭官方對頓巴斯的戰爭的稱呼。

從基輔對頓巴斯發動戰爭的第一天起,國際雇傭軍就加入了烏克蘭軍隊,其中大部分是新納粹分子、極右翼和種族主義者。亞速營與極右翼的厭世師(Misanthropic Division)一起,在組織這個國際新納粹游擊隊網絡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國際雇傭兵早在2015年就開始在葡萄牙為了厭世師(Misanthropic Division)進行訓練,法國、意大利、白俄羅斯、加拿大、瑞典、斯洛文尼亞和美國的公民都在這之前參與了頓巴斯的戰爭。例如,有報道稱瑞典新納粹狙擊手米卡爾-斯基爾特(Mikael Skillt)加入了亞速營。葡萄牙《公共日報》報道,與意大利龐德之家(CasaPound Italia)有聯繫的意大利新法西斯主義者弗朗西斯科-薩維里奧-方塔納(Francesco Saverio Fontana)在頓巴斯作戰,並從英國、法國和巴西為烏克蘭的ATO行動招募國際戰士。與巴爾幹調查報告網(the Balkan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Network (BIRN))合作的加拿大記者邁克爾-科爾本(Michael Colborne)報告說,在2014年和2015年,至少有30名來自克羅地亞的雇傭兵加入了亞速營。根據德國政府應左翼黨派要求提供的數據,加入頓巴斯戰爭的外國人總數超過一千人,包括約150名德國戰士。


但這不僅僅是雇傭兵。亞速營也一直在加強與美國和歐洲的極右和納粹組織的聯繫。它不僅與克羅地亞的新納粹分子和種族主義者有聯繫,還與愛沙尼亞(EKRE)、法國(Bastion Social)、波蘭(Szturmowcy)、美國(Rise Above Movement)、瑞典(Nordic Resistance Movement)和意大利(CasaPound)的新納粹分子和種族主義者有聯繫。去年,the Rise Above Movement(RAM)的負責人格雷格-約翰遜(Greg Johnson)來到基輔,與志同道合的人會面,而瑞典的北歐抵抗運動(the Swedish Nordic Resistance Movement)則欣然發表對亞速營成員的採訪。德國媒體報道了亞速營與德國國家民主黨(the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和Der III. Weg(第三之路)。


這些關係也延伸到了挪威,因為國家民主黨(the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總部所在的大樓屬於一名挪威民族主義者。Die Zeit調查了當地民族主義者與"亞速營"的關係,併發現了一些聯合項目。調查強調了亞速營的埃琳娜-塞門亞卡(Elena Semenyaka)所扮演的積極角色,她曾八次訪問德國。在其他情況下,她被極右翼的Die Rechte邀請到一個身份認同運動團體(Identitäre Bewegung Deutschland)演講。在一個由新納粹黨Der III. Weg於2018年在德國埃爾富特附近舉辦的活動中,她為烏克蘭的一個名為Asgardsrei的右翼搖滾音樂節做了宣傳。Asgardsrei是同類活動中最大的民族主義活動之一,使來自挪威、意大利、德國、美國和其他地方的右翼極端分子能夠會面並交流思想。有時甚至可以在觀眾席上看到the Atomwaffen Division的旗幟。


與新納粹分子有著密切而廣泛的國際聯繫,這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世界恐怖襲擊,以及仇恨和宗教驅動的犯罪,如新西蘭清真寺槍擊案或加州猶太教堂槍擊案。意大利在調查記者Andrea Rocchelli的謀殺案時,發現有五名意大利人在頓巴斯站在烏克蘭一邊作戰--具體來說,是作為亞速營的一部分。他們發現了一個藏匿處,新納粹分子在那裡存放了100多支槍,甚至還有一枚空對空導彈。當時的意大利副總理馬泰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說,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正計劃對他進行暗殺企圖。


根據聯合國安理會反恐委員會的數據,在2015-2020年,世界上與極右翼意識形態有關的恐怖襲擊增加了320%。

在很大程度上,我們要為此"感謝"烏克蘭。Hatebook--總部位於倫敦的打擊數字仇恨中心(Center for Countering Digital Hate;CCDH)在其網站上發佈的一份調查報告--強調了利用社交媒體在國際上協調新納粹活動。這是該報告對亞速營和厭世師的評價。


"這兩個組織都試圖向西方國家輸出其意識形態,獲得追隨者並煽動暴力。亞速營是一支新納粹准軍事部隊,曾提出接待和培訓暴力的 "崛起運動"的美國成員。厭世師--與亞速營密切相關--影響了美國和英國的國內極端分子,他們被指控犯有恐怖主義罪行"。


儘管多次試圖將亞速營指定為恐怖組織,但西方國家仍然沒有成功做到這一點。因此,這裡有一個問題--到底誰從支持烏克蘭的新納粹主義中獲益呢? (3)


必須清晰理解俄羅斯打的到底是什麼? 那就是美國和北約支持的新納粹主義勢力及其納粹國際。去納粹化/中立化是必須要的。

2. 八年頓巴斯戰爭舞台的頓巴斯


當前的事件使人們重新關注頓巴斯,這是一個位於烏克蘭和俄羅斯邊境的歷史地區。按照歷史的標準,這個地區是最近才出現的,而且一直都有點與眾不同。在看待這場始於2014年的危機時,瞭解它的演變很重要。 今天,頓巴斯是一個工業和採礦區,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它基本上沒有人居住。沿著中世紀"羅斯"(尚未劃分為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南部邊界的草原地區被稱為"荒野"。它是遊牧民族的家園,農民只有向南遷移時才會遇到很大困難。13世紀蒙古人入侵後,"荒野"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四百年左右,一些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農民開始逐漸在未來的頓巴斯定居。一個巨大的飛躍出現在19世紀,當時在那裡發現的煤層成為工業的必要條件。許多城市就是在那時建立的,如果沒有這些城市,就不可能想象今天的頓巴斯。1869年,英國工業家約翰-休斯(John Hughes)建立了一家工廠,尤佐夫卡(Yuzovka)村就在這個工廠周圍發展起來--它還曾有過幾個名字,包括斯塔利諾(Stalino),1961年,一個當地人把它改名為頓涅茨克。他的名字叫尼基塔-赫魯曉夫 (Nikita Khruschev),他從一個卑微的金屬裝配工的出身升為蘇聯的領導人。

1868年,克拉馬托爾斯克(Kramatorsk)出現了,1878年,傑巴利采韋(Debaltseve)出現。這些城市迅速發展。煤礦和越來越多的工廠形成了該地區獨特的"面貌"。這甚至適用於景觀:在現代頓巴斯,無論你走到哪裡,巨大的垃圾填埋場都會吸引你的目光。頓巴斯是作為一個工業地區形成的,它的城市和工廠經常相互流動,甚至在今天。該地區由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幾股殖民者居住,其人口非常多樣化,但由於語言和文化接近,其人民很容易混合。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當它成為俄羅斯帝國的一個巨大的礦山和鍛造廠時,流星般的發展使它成為我們今天所知的頓巴斯。


1917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兩次革命和一場內戰將整個俄羅斯的歷史分為'之前'和'之後'。二月革命,當君主制垮台後,一個臨時委員會統治了該地區。同時,基輔的中央拉達宣佈烏克蘭自治,然後在十月革命後宣佈獨立。拉達提出了廣泛的領土要求,其中包括頓巴斯的領土。然而,並非完全如此。根據拉達的規定,尤佐夫卡是一個邊境城市。細微之處在於,拉達並沒有對這些領土的大部分行使任何權力,而且它很快就與彼得堡的臨時政府發生爭吵。


整個爭論本來可以在議會辯論中被推翻,但是,1917年11月7日,社會主義革命發生了。此後,事件飛速發展。在基輔,共產黨人的起義被鎮壓,認為拉達的罪惡比紅軍要小的俄國軍官積極參與其中。 與此同時,在自稱是烏克蘭的東部,一個非常不尋常的聯盟正在形成。它的中心是哈爾可夫(Kharkov),一個不屬於頓涅茨克盆地地區,但與之緊密相連的大型工業城市。頓巴斯的獨特身份在那時已經出現了。雖然該地區在行政上被劃分為三個實體,但它們有共同的經濟和利益。在拉達開會的時候,烏克蘭東部的地方議會宣佈統一頓巴斯和克里夫巴斯(Krivbass)煤炭盆地。它還包括屬於頓河哥薩克軍隊(the Don Cossack Army)地區的城市,如馬里烏波爾和克里沃羅格Krivoy Rog(行政上屬於赫爾松省the Kherson province),以及哈爾可夫。這一結構被非正式地稱為"頓河流域Donkrivbass"或簡單地稱為 "頓河流域Donbass",它沒有要求獨立,認為從俄羅斯分離的想法是荒謬的,而是認為自己在俄羅斯內部是自治的。此外,烏克蘭的獨立對其創造者來說毫無意義。


俄羅斯南部礦工代表大會理事會(the Council of Congresses of Miners of the South of Russia)主席尼古拉-馮-迪特馬爾(Nikolai von Ditmar)指出:


"從工業上、地理上和實踐上講,這整個地區與基輔完全不同。這整個地區對俄羅斯有其完全獨立的基本重要性,並過著獨立的生活。哈爾可夫地區在行政上隸屬於基輔,這根本不是什麼要求,相反,與現實不符。這種人為的從屬關係只會使該區的生活複雜化和受阻,特別是這種從屬關係是由權宜之計和國家要求決定的,完全也是由烏克蘭運動領導人的民族要求決定的。"

1918年2月,費奧多爾-謝爾蓋耶夫(Fyodor Sergeyev),一位以黨內假名阿爾喬姆(Artyom)聞名的布爾什維克,宣佈頓涅茨克-克里沃羅格蘇維埃共和國(DKR)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RSFSR)或蘇維埃俄國內的一個自治區。


DKR是否合法?不比任何其他在俄羅斯帝國廢墟上形成的自封實體多,也不比任何其他國家宣佈獨立後在一週內崩潰的實體少的程度。另一個例子是"綠烏克蘭"(Green Ukraine),它試圖在太平洋附近建立一個獨立的烏克蘭國家。那個以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市為中心,今天該市距離基輔有8,924公里的車程。


DKR並不是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層的想法。它恰恰是在已經形成的地區特性的基礎上出現的。領導人弗拉基米爾-列寧知道即將成立的DKR,並沒有反對。阿爾喬姆為共和國主張的邊界比拉達劃定的邊界更溫和,但仍然很寬。DKR的問題與拉達的問題一樣--對領土的實際控制非常脆弱或不存在。DKR有自己的政府,其中包括三個左翼政黨的代表--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它的一些立法的細微差別以當時和地方的標準來看顯得非常不尋常和溫和。例如,那裡正式禁止了死刑。總的來說,阿爾喬姆和他的團隊在布爾什維克中享有軟心腸的自由主義者的聲譽,他們阻礙鎮壓並從監獄中釋放"資產階級"。簡而言之,按照飽受內戰摧殘的俄羅斯的標準,DKR是一個真正的人性據點。在現實中,一切都不像共和國的創造者們所希望的那樣順利。例如,任意報復是被禁止的,但地方當局卻秘密地實施了這種報復。然而,總的趨勢是比其他地方更寬松。主要問題是,阿爾喬姆和他的同志們無法掌握權力。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繼續進攻的德國軍隊從西部滾滾而來,柏林的軍隊在1918年5月前摧毀了DKR。頓巴斯和整個俄羅斯都崩潰,而陷入了深淵。起初,德國人對該地區進行掠奪。然後,它成為紅軍和白軍--內戰的主要雙方--之間的戰鬥現場。


然而,頓巴斯的"獨特性"並沒有消失。關於如何處理該地區的辯論一直持續到1923年。該地區在新秩序中的地位一點也不明顯。該地區的城市在語言和自我認同方面大多是俄羅斯人。然而,德國佔領軍建立了一個合作主義的烏克蘭政府。德國人和烏克蘭人都射殺了政治對手和那些被懷疑同情紅軍的人。同時,烏克蘭政府開始實施"烏克蘭化"政策--試圖將自己的語言和身份強加給當地居民。它的第一批命令之一是:


"在哈爾可夫地區的所有國家機構中,所有業務只能用烏克蘭語進行"。另一項要求是 "所有機構在三天內將標誌、海報和公告上的所有文字替換為烏克蘭語......。領導人聲稱不可能在三天內更換文字的聲明被認為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已經有一些機構履行了這一命令...... 如果在規定的期限內沒有將標誌、海報、公告等更換為含有國家語言的標誌、海報、公告等,那麼指定的地區、交通部門和郵局的負責人將根據烏克蘭人民共和國(the Ukrainian People’s Republic)的法律受到嚴厲的懲罰"。


這些嘗試都沒有成功,原因很平庸:沒有足夠的烏克蘭語專家在學校和辦公室引入該語言。當烏克蘭化委員會(the Ukrainization commission)的負責人用烏克蘭語向下屬打招呼時,情況達到了喜劇的程度,之後大家都改用俄語了。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打敗後,頓巴斯烏克蘭人的陣容很容易就被清除了,真正的鬥爭開始了--紅軍和白軍之間的鬥爭。然而,頓巴斯的地位問題仍然是個問題。


紅軍和白軍都不承認任何獨立的烏克蘭國家。然而,布爾什維克歡迎建立烏克蘭,但只是一個嚴格的紅色國家。無論拉達的願望是什麼,它都無法通過武力來保證自己的要求,而在俄國的廢墟上的權力只能在槍口下強加。阿爾喬姆堅持認為,該地區應該是蘇維埃俄國的一部分,他的論據是經濟聯繫和人口的語言。然而,這個想法遭到了列寧的抨擊,他立即嘲笑了重建DKR的想法,宣佈這是"玩弄獨立"。蘇聯領導人將頓巴斯納入烏克蘭所依據的邏輯很有意思。


"把哈爾可夫和葉卡捷琳諾斯拉夫Yekaterinoslav(今天的丹伯貝佐斯基Dnepropetrovsk)省從烏克蘭分離出來,會形成一個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共和國,並導致人們永遠擔心農民多數會在其他一些蘇維埃大會上獲得優勢,因為唯一純粹的無產階級地區是頓涅茨克盆地和紮波羅熱(Zaporozhye)的採礦區"。


主要由工人支持的布爾什維克簡直把這個地區錘鍊成了烏克蘭,正是因為這個工業地區與共和國的其他地區有很大不同。阿爾喬姆在1921年死於鐵路事故,當然,他不可能阻止這一切。頓巴斯在沒有任何特殊地位的情況下被併入蘇維埃烏克蘭,並在該地區發起了一場"本土化"運動。蘇聯的意識形態要求把被認為是這個共和國本土的人民的文化、語言和傳統實實在在地植入到民族共和國中。蘇聯,特別是在早期,堅持一種政府的"平權"政策。新生的蘇聯領導人之一,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對這項任務的表述如下。


"我們甚至不能從民族平等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列寧已經反復證明瞭這一點。相反,我們必須說,我們作為一個前大國的國家,必須......通過對民族傾向作出更大的讓步,使自己處於不平等地位......。只有通過這樣的政策,當我們人為地把自己放在比別人更低的位置上時,只有以這樣的代價,我們才能為自己爭取到以前被壓迫國家的真正信任"。


頓巴斯的烏克蘭化是有計劃地進行的,而且是以蘇聯典型的僵化方式進行的。所有關於該地區自治時期的提法都被禁止,試圖在各地引入烏克蘭語,1930年,一些大學教師因拒絕改用烏克蘭語和採用'烏克蘭文化'而被逮捕。新聞、教育和文化的烏克蘭化一直持續到這十年的後半期,約瑟夫-斯大林將國家政策轉向不同的方向。 然而,頓巴斯的獨特性雖然有所減弱,但並沒有完全消失。該地區的生活方式仍然與烏克蘭其他地區的生活方式有很大不同。無論是在20世紀上半葉令人難以置信的動蕩時代,還是在蘇聯後期的停滯時期,這個工業化的、講俄語的、主要是俄羅斯族的地區都保留了其獨特的特徵。而且,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它也同樣被保留了下來。 (4)


在2022年2月22日,俄羅斯承認頓巴斯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獨立是為了糾正蘇聯在一百年前所犯的錯誤。如上所述,這合乎風土民情。俄羅斯的人道干涉(特殊軍事行動)絕非侵略。敵人根本不是烏克蘭,而是在利用烏克蘭的新納粹勢力。

結論


一言以蔽之,既具體又脈絡化的歷史知識是抵抗假信息的最佳武器。此外,港內企業,媒體,機構都必須拒絕美國命令的反俄反華制裁。配不配合美國制裁,這才是愛國主義的最好的試金石。

NOTES


1. https://www.rt.com, RT, (March 10, 2022) 'YouTube censors Ukraine documentary featuring Oliver Stone.' Available at https://www.rt.com/pop-culture/551652-youtube-removes-ukraine-documentary/


2. https://www.wenweipo.com, 文匯報, (Feburary 27, 2022) '烏新納粹成俄打擊對象 曾受中情局訓練參與港黑暴.' Available at https://www.wenweipo.com/a/202202/27/AP621a8e43e4b036dce9978d48.html


3. https://www.rt.com, RT, (March 15, 2022) 'Under the Wolfsangel: The uncomfortable truth about radical ideologies in Ukra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rt.com/russia/551975-nazi-influence-ukrainian-politics/


4. https://www.rt.com, RT, (March 19, 2022) 'Historic roots of the Donbass problem explained.' Available at https://www.rt.com/russia/552285-donbass-russia-ukraine-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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